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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

 

作者: [美] 小阿瑟·M. 施莱辛格

 

内容简介:

 

(1)小阿瑟•M. 施莱辛格具有多重身份,作为战后美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同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丹尼尔•布尔斯廷、埃里克•戈德曼旗鼓相当,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和一次美国历史学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同时他还是肯尼迪的白宫特别助理,一位将学者与公职人员的身份很好地在自己身上统一起来的典范。作为学者,作为“一线”观察员,小施莱辛格十分勤奋,留下十几部重要的史学专著以及数量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小施莱辛格的作品至今尚无完整中译本,小阿瑟·M. 施莱辛格史学经典系其作品简体中文版首次引进。

 

(2)起初是作为学者,后来是作为“一线”观察员,有时还作为亲身参与者来探究美国的内在矛盾。小施莱辛格是为数极少的能让你觉得自己仿佛身临其境的历史学家之一。小阿瑟•M. 施莱辛格一直处于美国政治的核心圈,他的作品反映出的是一个历史学家对政治权力运作和政治事件变幻的独特观察、记录和思考。

 

(3)严肃史学家中最擅长叙事,作品可读性强,适合大众读者。小施莱辛格的写作手法十分高明,有着文体家的那种自然的热忱和19世纪小说家对景致和人物的专注,故事感强,有面向大众读者的质地。从内容上看,小施莱辛格的作品涉及我们长期以来关注的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对总统制的研究,提出“帝王总统”的概念,对多元社会、美国认同、种族和族裔问题的关注,对美国政治周期论的观察等。

 

(4)《美国的分裂》聚焦美国移民史和种族、族裔问题,从历史和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以调和身份认同和政治正确之间的矛盾。

 

“大熔炉”或是“巴别塔”,到底哪一个才是美国?

 

为什么种族主义是美国实验的巨大失败?

 

美利坚何以分裂至此?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为何如此激烈?

 

(5)《美国的分裂》初版即获《纽约时报》畅销书。简体中文版系列作品邀请复旦大学历史系顾云深教授为丛书书写万字序言,跟着小施莱辛格走近美国核心,理解美国经验。

 

《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追溯了美国历史上的三次移民高潮和它们在美国引起的排外主义浪潮,审视了一个又一个多族群国家的经验教训,指出美利坚民族的经典形象——种族、财富、宗教和国籍被“大熔炉”同化——正在被赞美差异和放弃同化的观念所取代。小阿瑟•M. 施莱辛格指出,多样性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标志,种族意识的高涨在一个因历史偏见而蒙羞的国家的确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后果,但是种族狂热的兴起可能会危害社会团结,使美国社会分裂到危险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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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民族”?

最初,美国被视为一个与旧日之“根”彻底切割、从令人窒息的过去中挣脱出来并开启新生活的国家,一个把不同族群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国家。托马斯·潘恩曾为革命一代喊出了“我们有力量让世界焕发新生”。“切莫回首过去”成为该国不成文的国家格言。赫尔曼·梅尔维尔亦写道:“过去已经死亡,且没有复活的可能……如果说过去是一本暴政的教科书,那么未来就是自由的《圣经》。”

(一)

这个未来就是美利坚,梅尔维尔说道:“与其说它是个国家,还不如说它是整个世界。”“你不可能在不伤害世界的前提下加害于一个美国人。在这个西半球上,所有部族及民众正在形成一个联邦整体。”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与克雷夫科尔及梅尔维尔的观点不谋而合,认为“美国恰恰是这个多元星球的凝缩”。就像柯林斯神殿中融化并混合金银来煅烧黄铜一样,“新的合成物价值非凡”,爱默生由是感叹道:“在美国这个各族共同的避难所,爱尔兰人、德国人、瑞典人、波兰人、哥萨克人以及生活在欧洲殖民部落的非洲人、波利尼西亚人,他们的能量汇聚成一个新的民族,就像从黑暗时代的熔炉中诞生的新欧洲一样生机勃勃。”

梅尔维尔是小说家,爱默生是散文家,他们都是诗人。相较而言,乔治·华盛顿无疑是坚定的务实者。但他对“新民族”的热切信奉一点不亚于前面两位。华盛顿指出,“美利坚的怀抱向所有被压制和迫害的民族和宗教敞开”,但他同时也劝告这些进入美国的新移民,“不要紧守自己固有的语言、习俗和价值观(好的或坏的)不放”。由此引导他们不要以小帮派的形式而是以独立的个体进入美国,准备好“与我们的人民充分融合”,然后他们将“被我们的风俗习惯、法律纲常所同化,一言以蔽之,用最快的速度变成一个民族”。

另外一位务实者约翰·昆西·亚当斯同样坚信“新美国认同”的独特性。当一位正在考虑移民的德国男爵采访时任国务卿亚当斯时,亚当斯告诫他的来访者,移民务必孤注一掷:“他们必须彻底抛开欧洲人的浅表,永不复用。他们必须一往无前,而非贪恋过往。”

但克雷夫科尔所谓的“混杂繁衍”是如何转变成“新民族”的?爱默生笔下的“熔炉”是如何将如此不同的元素融合成华盛顿所指的“一个民族”?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比克雷夫科尔晚七十五年踏上美洲大陆的另一位法国年轻人——托克维尔。他给法国方面写信时谈道:“如果可以的话,我亲爱的朋友,请你试想一下一个由世界各族组成的社会,人们使用不同语言、怀揣不同信仰和观念,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无根’的社会,没有记忆、没有偏见、没有成规、没有常识、没有国家特性,但比我们生活的地方要快活百倍。”究竟是什么点金术让混杂体变成一个社会整体呢?

托克维尔总结道,答案就藏在美国人对民主和自治政府的认可之中。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道:公民参与是伟大的引导者和统一者。

是什么成就了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居民均移居此地不久,既无风俗又无传统沿革,缺乏熟人机制,简言之,人们很难产生对这个国家的天然热爱;又是什么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所属城镇事务满怀热忱,心忧祖国,就像关心自己的事务一样?那是因为每个人在他们的生活范畴内都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

托克维尔称,移民在行使《独立宣言》与宪法赋予他们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责任的过程中成为了真正的美国人。

从法律意义上讲,他们成为美国人,还因为公民身份,至少对美国白人而言,公民身份的定义不是欧洲式的jus sanguinis(1),而是适用jus soli(2)。想当美国公民,新的移居者只需宣誓支持、捍卫美国宪法和法律即可。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讲,“宣誓效忠的人们,即便他们不是那些为赢得独立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的后代,但一定是《独立宣言》起草者们或远或近的血脉骨肉”。在新共和国,公民义务取代了血统,成为公民资格的考验。

托克维尔所处时代过去半个世纪后,又一位考察美国民主的外国评论家詹姆斯·布赖斯写出了著作《美利坚联邦》。该时期移民的数量和多样性都大幅度增加。布赖斯的欧洲友人们原本预期美国会花更长时间同化这些“异质因子”。恰恰相反,曾经令托克维尔瞠目结舌的现象,同样也使布赖斯感到震惊:“美国的制度、习俗和观念对各种族新来者发挥了惊人的溶解力,迅速吸收和同化了涌入其内的异物。”

比托克维尔晚一个世纪出现的另一位瑞典来访者——贡纳尔·默达尔发现了这股“溶解力量”的精髓,他称之为“美国信条”。默达尔1944年写道,美国人,“无论民族来源、宗教信仰、伦理纲常或肤色”,普遍认可一项广泛见诸西方国家的理想体系:所有人享有基本尊严和平等,且追求自由、正义和发展机遇的权利不可剥夺。

默达尔发现,学校通过教育传授该信念的种种准则,教会以此教化信众,法院据此作为判决的准绳。默达尔同时指出为什么该信念即便对那些遭到大多数白人残暴排斥的人群同样意味着希望,因为它永远能够驱动美国白人践行他们对外宣称的原则,且为那些蒙受冤屈的人提供法律武器,从而使他们享有争取自身权利的手段。“美国,”默达尔说,“一直在为其灵魂不懈奋斗!”

(二)

“美国信条”有它的先例,这些先例主要来自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经历所改变的英国传统。那么“新民族”究竟新在何处呢?克雷夫科尔认为这是一种将欧洲元素与爱默生所谓的“融合了哥萨克人、非洲人、波利尼西亚人的大熔炉”平等混合的方式。事实上,十三个殖民地的大部分人口及其文化传承均来自英国。

在北美打败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对手后,英国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树立为新大陆的样板,这个新生殖民地的语言、法律、制度、政治观念、文学、习俗、认知和宗教信仰统统效仿英国。克雷夫科尔写书时就没有使用其母语法语,而是用了后来习得的英语。梅尔维尔据此认为“巴别塔的诅咒在美国烟消云散,美国人的语言就应该是英国人正在使用的语言”。

这样一来,“大熔炉”毫无疑问且不可避免地变成“盎格鲁”风味。无论好坏,两个世纪以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传统始终在美国社会文化中占据主导,直到今天在关键领域依然如此。该传统为形形色色的外族移民设立了需要遵守的标准以及相应的同化框架。

但随着十九世纪的发展,美国的非盎格鲁移民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原先,欧洲农民或许从来不敢到距离自己出生地二十英里以外的地方,但现在他们开始了一段难以想象的冒险旅程,穿越危机四伏的大洋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寻求新生活。这片土地确实很荒凉,他们感到极端需要保障和安全感。所以一开始他们倾向于与自己的同胞抱团取暖,依赖他们带来的语言、学校、教堂等资源。这些族群聚居区于是成为新来者正式面对更宏大、更危险的美国生活之前,进行重新组合和接受基本训练的中转站。

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英裔美国人常常不喜欢这些新来者,蔑视他们的粗鲁举止,连带害怕他们的异教和风俗习惯。他们认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固守原有的语言和习俗,并据此搞小团体。德国人对啤酒花园和“欢乐星期日”的喜爱激起了清教徒的反对。爱尔兰人被贴上狡猾和酗酒的标签。此外,他们是教皇至上论者,追随罗马教廷。据说这意味着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忠诚的美国人。于是,这些移民在就业方面遭受严重歧视,且为上流社会所不齿。著名的黑人学者杜波依斯证实,他在马萨诸塞州大巴灵顿长大,恰好是一八七〇年代,“那会儿种族主义的触角显然直指爱尔兰,而非像我一样的黑人”。

随着移民数量增长,老一辈人的怨恨不断蓄积。到一八五〇年代,美国的移民数量大概占到纽约人口的一半,且超过了芝加哥本地人口的总和。诸如名为“星条旗社”的秘密社团及其政治阵线美国人党等本土主义组织大量涌现,要求延长新移居者入籍进程,并且限制外来人口的政治权利。他们的抗议举措被称为“一无所知运动”,因为当该组织的成员们被问到所属组织的誓言和惯例时,都一概回答“我一无所知”。

1856年,“一无所知人”甚至将前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推举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从中观察到,“我们似乎正处在加速堕落中,作为一个国家,开始时,我们坚信‘人人生而平等’。而事实上,现在看来该说法变为‘除黑人之外人人平等’。”一旦“一无所知人”掌权,此番言论还会继续退化成“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除了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

不过“一无所知”党的衰落与兴起一样迅速。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尽管周期性排外时有发生,却再无本土主义政党出现并取而代之。然而,心怀偏见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不断发难,尽管他们在原则上耻于同本土主义为伍。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当时人口稀少,但经济规模持续扩大,需要源源不断涌入新的劳动力。移民恰在此时缓解了美国的劳动力短缺状况。经济需求由此压倒了道德和审美的反感。

内战前进入美国的移民逐步变成了美国人。用伟大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话说,“边疆”促进了复合国籍的形成……在边疆框定的“熔炉”中,各地移民被美国化,获得解放,并融入一个既不以英国为国籍亦不具备任何英式特点的混合民族。“在城市的熔炉中,同化进展同样迅速。即使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布赖斯在1888年写道,“即便他继承了祖辈的‘恐英症’——虽然他们很少如此,但出于其他各种原因,他仍然是美国公民。”

(三)

内战结束后,来自南欧和东欧的所谓“新”移民进入美国。从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到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半个世纪中,至少两千七百万人来到这里,数量超过1850年全国人口总和。新移民——意大利人、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俄罗斯人、犹太人——主要在城市定居,他们的异域习俗、服饰、语言和宗教引发了新的疑虑。

然而,布赖斯所谓“惊人的溶解力”中蕴含的古老信念延续至今,不断回应华盛顿有关美国人要成为“一个民族”的构想。于是,无论遭受多少社会偏见,新来者都没有被剥夺公民参与的权利,与此同时,公民参与向他们灌输了各种“美国信条”的基本原则。他们确实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族裔构成,但也在此过程中保留了“成为美国人”的昔日雄心。

1904年,挑剔的亨利·詹姆斯在国外游历多年后重归故里,最初他反感于埃利斯岛(3)外来人口的喧嚣。但他很快就对“我们民族源源不断的‘纳新’进程、我们国家颇具规模的‘大杂烩’(4)模式,以及将新鲜的异国元素引入我们的混杂系统”表示理解和欣赏。虽然他有时很想知道移民能为美国人“在族群、容貌、语言、个性层面”做些什么,有时认为“族群幽灵”令人扫兴。不过他对能够如此有效地将移民的孩子转变为美国人的巨大“流水线”印象极为深刻。无论政治、社会习惯、学校、报纸,所有这些都如此可靠地塑造了詹姆斯所谓的“族群融合”。当谈到美国的“坩埚”特质时,他的语气满含敬畏。

新民族、一个民族、熔炉、大杂烩、坩埚——在詹姆斯重归美国几年后,最初的信仰获得了一系列著名的比喻。1908年,俄裔犹太血统的英国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华盛顿推出一部新剧《熔炉》,讲述了一位年轻的俄裔犹太剧作家在纽约的故事。大卫·奎克萨诺的艺术抱负是创作一曲交响乐,来诠释美国出现的规模庞大且和谐的种族融合之图景。与此同时,他的个人愿望是克服种族羁绊,与信仰基督教的美丽女孩薇拉结为夫妇。大卫大声疾呼:“美国,是上帝的坩埚,是欧洲各族实现融合与再造的大熔炉。在这里,你身处五十个不同群体之中,伴随着你的是五十种语言……以及你的血腥仇恨……你的敌对和仇恨是多么没有价值啊!德国人和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将与你们一道进入坩埚!上帝正在创造美国人。”

高潮场面发生在曼哈顿下城一处居民点的屋顶花园。在夕阳的映衬下,自由女神像闪闪发光。这位作曲家和爱人薇拉一起,对眼前的城市做着手势:

它就静卧于此——伟大的熔炉。听!你难道听不到它发出的沸腾之声?啊!多么激动人心啊!你能看到凯尔特人和拉丁裔,斯拉夫人和条顿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黑种人与黄种人——

薇拉(温柔地依偎在他身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大卫:是的,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棕榈与松树,极地与赤道,新月与十字架,在这里它们将走向统一,共同建立人的共和国与上帝的王国。啊!薇拉,与各民族和种族的人们涌入此地劳作生息、展望未来所散发出的美利坚荣光相比,被教徒争相膜拜与回首的罗马、耶路撒冷的荣光又能算什么呢?(遥远的背后,自由女神像的火炬,像一颗孤独的指路明星,在黑暗的水面上闪烁。下面传来吹奏《我的国家属于你》的悠扬的乐器声,大幕缓缓落下。)

当演出在华盛顿落下帷幕,剧作家走上舞台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从他的包厢内喊道:“这是一部伟大的戏,赞格威尔先生,这部戏太伟大了!”总统后来告诉剧作家的妻子:“赞格威尔太太,我不是萧伯纳或易卜生的粉丝。但这部戏就是我想看到的!”赞格威尔随后将剧本献给了罗斯福总统。《熔炉》在全国各地展演,获得了观众们的高度关注。芝加哥赫尔之家(5)的简·亚当斯表示:“赞格威尔通过提醒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的殷切期望,而为美国做出了卓越贡献。”

(四)

然而,尽管观众们对《熔炉》交口称赞,赞格威尔的比喻也不乏质疑之声。威廉·迪安·豪威尔斯所著《新财富的危害》当中,主人公巴兹尔·马奇的足迹遍布这些伟大的城市,随即便发现所谓的“融合”实际上并不完全。各少数族裔正形成自己的聚居区,并在其中以本族熟悉的方式生活——这种方式既不像他们在故土上一般,也同盎格鲁中心主义的美利坚方式不甚相似,于是催生了小意大利、唐人街、约克维尔、哈莱姆区等产物。

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意味着进入美国的门槛较高。不过当相关准入有所松动、障碍去除时,当新移民通过金钱和名望被美国社会接纳时,就会出现通婚的可能性。赞格威尔的戏上演了信仰不同、种族各异的人通婚,他本人也成功娶了一位基督徒,这一切都指明了大熔炉的最终发展路径:原先不同的族群身份彻底淹没在新美利坚民族之中。

此结局是众望所归吗?很多移民对此深信不疑。二十世纪初,大多数移民的子女确实这样想。但是,各族群的代言人很快开始站出来,他们真正关注的是独特的族群价值,以及如何保护难以被人们感知却真实存在的少数族裔选区所具有的既得利益。犹太评论家批评赞格威尔称:“兄弟,对于你我来讲最糟糕的只有一事,即被丢进大熔炉里熔化掉。”甚至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后裔也认为,为了追求平淡乏味的盎格鲁中心主义的一致性而拔除了异彩纷呈的异域根基,实在是可悲可叹。

一种印象在不断滋生,即熔炉是把盎格鲁中心主义的图景与价值观强加于不幸的移民身上的装置,这种印象随着“美国化”运动的兴起而得到强化,该运动的目标是应对进入美国的多语种移民。美国化运动的初衷是良善的,该运动试图通过向移民提供语言、公民身份和美国历史方面的特殊教育来加快同化。1914年战争的爆发给美国化提供了一个更具强制性的优势。即使是像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这样对移民友好的总统也担心,危机中这些“带连字符的美国人”(6)对这片接纳自己的土地不像对他们的母国那般忠诚。

一艘德国潜艇击沉“卢西塔尼亚号”三天后,威尔逊在费城向最近入籍的公民发表讲话。他说:“如果你把自己想成生活在一个群体里,那你就不算彻底的美国人,美国不是由群体组成的。一个自认为属于国内某特定群体的人尚未成为美国人。”

两年后,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们这个国度没有所谓“一半对一半”的忠诚。无论这个人是否美国人都是如此。他谴责那些从其他国家立场出发观察世界的美国人。“我们美国人是坩埚煅烧的产物,”罗斯福说,“如若不把投入其中的异类浇筑成一个‘民族模具’,这个坩埚就等于失效了。”

(五)

“一个民族模具”?并非所有人都认可这个说法。1915年,犹太裔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在《民族》周刊上发表题为《民主与熔炉》的文章。卡伦辩称:“熔炉,无论从事实还是理想出发,都是无效的。”相反,令他为之动容的是族群的坚韧及其别具一格的传统。与自由选择效忠对象不同,卡伦认为族群纽带既天然存在又不可改变。“一个人或多或少可能调整自己的服饰、转变政治立场、另择配偶、改信其他宗教、变换处事原则,但他们没办法更换自己的祖先。犹太人、波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了不再继续做犹太人、波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必须改头换面、再世为人。”

卡伦观察到:族群多样性丰富了美利坚文化。除了在政治和行政管理意义上,他倾向于不把美利坚民族视为“一个民族”,而是作为“一个具有多民族文化的邦联或联邦;一个多民族聚合而成的民主国家,人们在共同的制度下秉承自愿、自主精神进行合作;统一的多样性,人类的交响曲”。他由此开始把此概念称作“文化多元主义”。

卡伦并不清楚“如何在不削弱单一社会原初理想的前提下鼓励族群分离主义”。一种批评的声音警告说:文化多元主义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巴尔干化”。毕竟卡伦攻击以盎格鲁为中心的同化进程时,恰恰也是“熔炉”的批评者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国家总体框架保持统一的时期。换言之,他认为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毋庸置疑,于是把关注重点放在保护文化多样性上。

文化多元主义最初不过是少数人的福音,追捧者仅限于一些学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然而,美国广大民众在战后开始对欧洲不抱幻想,主要针对外来人口的“红色恐怖”爆发,反天主教徒的三K党崛起,在相关抗议运动促使下,旨在稳定美国族群构成并限制移民的《1924年移民法》出台。新法律根据1890年人口的国籍确定了配额,从而大大减少了南欧和东欧移民的流入。

与一九二〇年代的排外民族主义相继出现的是一九三〇年代的经济危机,尽管某种程度上不乏分裂,却增强了美国人民同舟共济之感。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在共同的国家理想框架内迫切需要民族凝聚力。1943年,富兰克林·德·罗斯福说:“这个国家从建立到管辖的根本原则即坚持美利坚主义的认知和情感。美利坚主义不是,也绝不会是一个种族和血统问题。忠于这个国家及其自由、民主信条的人,才能称之为好的美国人。”

(六)

1944年,默达尔毫不犹豫地宣称“美国信条”为所有美国人所共享,尽管他的巨著《美国困境》对最明显的背叛这一信条的现象进行了权威分析:美国白人对美国黑人的不公正待遇。

高尚的理想看似宣称适用于所有美国人,但在实践中只惠及白人。克雷夫科尔对国家认同的大多数解释仅为白人服务。即使是文化多元主义的拥护者霍勒斯·卡伦也没有在他提出的“所有民族间的民主”中为黑色、红色、黄色、棕色人种的美国人筹谋。

托克维尔是个例外,只有他把有色人种作为变量之一纳入美国总体之中。他一贯先知先觉地指出,种族主义是美国民主中难以修正的谬误。“这个世界上最贪婪的国家”注定了红种人的灭绝,且把黑人当作“所有疾病中最恐怖的一种,足以威胁合众国的未来”。对此态度更为乐观的爱默生和赞格威尔主张把非白人抛入他们的熔炉,但托克维尔认为种族排斥现象在美国的国民性中根深蒂固。

历史佐证了该判断。白人殖民者将印第安人全面逼退,杀害他们的勇士,占领他们的家园,隔绝他们的部落。此外,还将非洲黑人带到美国的种植园做苦工,引进华人劳工修造铁路。他们口中说着冠冕堂皇的自由,却不允许有色人种同时享有。他们的宪法保护奴隶制,他们的法律把人依据种族分成三六九等区分对待。虽然他们最终解放了奴隶,但他们图谋将获得解放的奴隶贬为三等公民。他们的《排华法案》最终导致《1924年移民法》全面禁止亚洲移民。这些年来,几乎没有美国白人认为有色人种同样有权享有宪法所承诺的权利和自由。

然而,布赖斯所谓的“美国制度和理念的惊人的溶解力”仍然保留了它的能量,即使是对那些饱受摧残和惨遭排除的人而言依然如此。默达尔对非裔美国人的调查显示了受访者“坚持美国信条”的“决心”。默达尔的合作者之一拉尔夫·邦奇观察到,街上的每个人——黑人、红种人、黄种人以及白人——都把美国视为“自由之地”和“自由的摇篮”。默达尔由此推断,相较于白人,“美国信条”对黑人来说意涵更为深远,因为这是他们声讨其未实现权利的重要手段。默达尔还认为,黑人、新移民、犹太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不可能发明一种更符合他们利益的政治理想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信条”注入了新内涵,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迫使美国人重新审视自己对种族问题的假设。美国人如何做到一面在海外同希特勒所谓的“优等民族原则”作战,一面却在国内继续固守白人至上主义?如何做到与中国结成盟友的同时继续禁止中国移民成为美国公民?如果战争没有终结美国的种族主义,那么至少它会把很多种族偏见转入暗处。对种族问题的重新思考挑战了大多数人的良知,也提高了少数群体的自我意识。

在“美国信条”的鼓舞下,黑人开始组织起来,寻求就业权利平等、抵制军队中的隔离,并在多条战线上以自己的部队作战。战后,迟到多时的民权运动蓬勃兴起,促使黑人自力更生,并加速了白人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瓦解以及黑人国家的独立。

全美上下的少数人群体都在宣告他们的骄傲和权利诉求。作为少数群体之一的妇女,在美国占据了数量上的多数,要求实现政治、经济平权。犹太人从大屠杀以及随后的以色列建国中获得了新的团结力量。移民法的改革大大增加了西班牙裔和亚裔移民的数量,效仿通行做法,他们也声称自己同其他少数群体一样享有特殊权利。自被白人占用之日起,美洲印第安人便不断动员起来声讨自己的权利和土地,他们的发言人甚至拒绝了印第安人这个充满自豪感的历史称谓,并将自己更名为美洲原住民。

来自南欧和东欧的“新移民”,诸如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现在已经成为老居民,民权运动引发了他们新的族群认同宣言。迈克尔·诺瓦克是早期研究多元文化主义颇有影响力的理论家,著有《无法融合的族群的兴起》,声称要为那些被“熔炉论”伤害的白人中的少数族群代言。诺瓦克说:“在美国成长的过程伴随着对我价值观的打击。”为了增强自尊,他肯定了身份政治的必要性。诺瓦克反对美国作为“个人国家”的观念,盛赞他所谓的“新的族群政治”,他断言:“各族群可以自行构建美国生活的规则、目标和程序。”

汉森定律中提到的“第三代效应”强化了“寻根”的热情,该定律以移民史上的伟大先驱马库斯·李·汉森命名,指出“儿子希望忘记的,正是孙子想要记住的”这一规律。由于美国对国家前景的乐观情绪逐渐减弱,“第三代效应”得到了有力强化。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孩子们的生活会比他们更好。透过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美国人蔑视过去。正如约翰·昆西·亚当斯所阐述的那样,他们乐于展望子孙们的未来,而不是回首他们的先辈。但在国家衰落的预兆中,美国人越来越少向前看,越来越多地沉湎于往日时光。甚嚣尘上的种族狂热是对美国未来信心减弱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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