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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作者：娜塔莎·沃丁
豆瓣评分：9.1
斩获德语第二大文学奖“莱比锡图书奖”（非虚构类）、德布林奖，德语文学在线、《明镜周刊》、《德国时代周报》、《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等高度赞誉；
一出版即译为法国、黎巴嫩、意大利、荷兰、西班牙、乌克兰、阿拉伯等文字，长期踞于德国图书榜首。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讲了什么？
1.“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母亲总是一再重复这句话。
“亲爱的上帝，请让我感觉她感觉到的，只要一瞬间就好。”多年之后，女儿这么说道。
娜塔莎·沃丁十岁的某天，母亲出门，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得知母亲自沉雷格尼茨河，没能留下只言片语；父亲则酗酒，终日埋首俄语书籍。——在那之后，作者才意识到自己对她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是她来自马里乌波尔，1943年作为强制劳工被驱离乌克兰，前往德国。凭借少得可怜的线索，娜塔莎·沃丁一点一点地把碎裂的瓷片拼接在一起，她发现，这个家族的过往是一个巨大的谜，是一则关于东欧苦难的历史寓言……作者用迷人的方式完整还原了一部母亲的个人史、家族史、二十世纪动荡史。虽然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却比虚构作品更魔幻，更戏剧化，也更惊心动魄。
2.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总是一再尝试寻找她留下的足迹。我给红十字会和其他寻人组织写过信，给相关档案馆和研究机构写过信，甚至给乌克兰和莫斯科素不相识的人也写过信，我甚至在各种褪色的牺牲者名单和登记卡中翻找过，可是从来都徒劳无功，没有找到哪怕任何一条线索的一丁点蛛丝马迹。我找不到任何一个模糊的证明，证明她在乌克兰生活过，证明她在我出生前的确存在过。
3.“二战”中，她二十三岁，和我的父亲一起，被从马里乌波尔运送到德国服强制劳役。我只知道，他们二人被分配到莱比锡弗利克康采恩下属的一家军工厂。战争结束后的十一年中，她居住在西德的一座小城市，离无家可归的外国人聚居地不远。“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当时就是这样来称呼曾经的强制劳工的。除了妹妹和我，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其他人认识她。而就算妹妹和我，其实也并没有真正了解过她。1956年10月的一天，她一言不发地离开家时，我们还只是小孩子。我十岁，妹妹才刚满四岁。她再也没有回来。在我的记忆中，她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形象，我对她的感觉多过回忆。
4.几十年了，我早就放弃了寻找她。她是九十多年前出生的，只活了三十六岁。短短三十六年中，她饱经坎坷，经历了苏联的内战、大清洗和饥荒，之后是“二战”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残酷岁月。她掉入过两大独裁者的粉碎机里，先是斯大林在乌克兰的，然后是希特勒在德国的。数十年后，在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的茫茫人海中找寻一位年轻女性的足迹，无异于幻想。除了姓名，我对她的了解所剩无几。
我打开链接读道：伊瓦申科·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1920年生于马里乌波尔。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条显示结果，它仿佛也在盯着我。即使我对母亲所知甚少，但我知道她的确是1920年在马里乌波尔出生的。当年的马里乌波尔，那么小的城市，难道同年有两个同名同姓的女孩降生人间，并且父亲都叫雅科夫？
俄语是我的母语，我从来没在生活中彻底丢掉它，而且，自从我搬到两德统一后的柏林以来，我几乎每天都说俄语。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确定屏幕上显示的是不是母亲的名字，或者这名字只不过是俄罗斯互联网里的海市蜃楼。互联网上的俄语对我来说几乎是外语，一种飞速发展的新兴语言，经常出现混合了大量美式外来语的全新词汇，即使转换成西里尔文音标也几乎难以辨认。而且，我现在正在浏览的网页名字是英文，叫“亚述的希腊人”。我知道马里乌波尔地处亚述海边，但是“亚述的希腊人”从何而来？我从来没听说过乌克兰和希腊之间有任何关联。如果我是英国人，我倒是能很应景地说一句：这些都是希腊文！[2]
当时，我对马里乌波尔一无所知。在寻找母亲的过程中，我从没考虑过要去了解这座城市，了解她的出生地。马里乌波尔长达四十多年被称为日达诺夫，直到苏联解体后才重新恢复旧称。在我心中，从来没有现实的光照进过这座城市。一直以来，在我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中，那里是我的家。外界的现实会威胁这个内在家园的存在，所以我尽可能地逃避。
我对马里乌波尔最初的印象是，在我童年时，苏联内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区别，十五个成员国的所有居民全部是俄国人。这个印象根深蒂固。谈起乌克兰，我的父母就会提到俄国起源于中世纪的乌克兰，起源于被称为“俄罗斯的摇篮”的基辅罗斯。乌克兰是俄国所有城市的母亲。可他们说的却好像乌克兰源于俄国一样，父亲声称俄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帝国，从阿拉斯加延伸到波兰，占据了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与俄国相比，德国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墨水点。
对我来说，乌克兰和俄国没有两样，每当我想象母亲在马里乌波尔的早期生活时，眼前总是她在俄国大雪中的画面。她身穿那件老式的带丝绒领子和袖子的灰色大衣，那件我见她穿过的唯一一件大衣，穿过灰暗的布满积雪的街道，走进一个深不可测的空间，那里永远刮着暴风雪。西伯利亚的大雪覆盖了整个俄国和马里乌波尔，一个永远寒冷的，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神秘国度。
我在孩童时期对于母亲出生地的想象，几十年来被我封存在内心的暗室中。即便我早就知晓俄国和乌克兰是两个国家，而且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没有丝毫关系，这些还是并没有触碰到我心中的马里乌波尔——尽管我没有一次能确认母亲是否真的来自这座城市，或者我把她和马里乌波尔联系到一起，只因为我非常喜欢马里乌波尔这个名字。有时我甚至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有城市叫这名字，或者这根本只是我的发明捏造，就像其他许多有关我出身的事情一样。
一天，我翻阅一份报纸的体育版，正想往后翻，瞥到一个词——马里乌波尔。我接着往下看，一支德国球队赴乌克兰和马里乌波尔伊利奇维茨足球队比赛。马里乌波尔还有支足球队！光是这件事就让我清醒过来，我心目中的马里乌波尔像一朵腐烂的蘑菇，顷刻间碎落一地。我对足球全无兴趣，可偏偏是足球让我第一次直面真实的马里乌波尔。我这才得知马里乌波尔是一座气候极其温和的城市，全世界最浅也最温暖的亚述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它有长而宽的沙滩，种植葡萄的山丘和无边无际的向日葵田地。德国足球运动员们在夏日接近四十度的高温下叫苦不迭。
我觉得现实比我的想象更不真实。自母亲去世后，她第一次成为我想象之外的另一个人。突然间，我眼中的她不在雪地里，而是穿着轻薄的浅色夏款衣裙走在马里乌波尔的街上，露出手臂和腿，脚上穿着凉鞋。一位不是在世界最寒冷最黑暗的地方，而是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温暖的南部海边，在可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媲美的湛蓝天空下长大的年轻姑娘。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把母亲和南方联系到一起更难以想象的事了，她和阳光还有大海也风马牛不相及。我不得不把对她生活的所有想象转移到另一种温度、另一种气候中。曾经的陌生人变成了新的陌生人。
多年后，一部我忘记了书名的俄罗斯小说展现了母亲生活时期的马里乌波尔的冬日实景：巴尔米拉酒店的窗外飘着潮湿的雪。百步之外是大海，我不敢说它是不是在沙沙作响。这片无足轻重、乏味的浅海在沉重地呼吸着，发出咕咕声。不起眼的小城马里乌波尔和她的波兰教堂及犹太教教堂紧靠在海边。发臭的港口，简易的仓库，沙滩上流动马戏团满是窟窿的帐篷，希腊式小酒馆和小酒馆门口孤独、暗淡的灯笼。对我来说，这像是对母亲的隐秘描述，是她亲眼见过的一切。她肯定不知何时经过巴尔米拉酒店，也许还穿着那件灰色大衣，也许就在那样潮湿的雪中，鼻子还闻到港口散发的臭味。
在我打开的网页上，我还获悉了马里乌波尔让人诧异的信息。在母亲出生的年代，这座小城还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把小城送给曾经的克里米亚汗国的希腊基督徒。直到19世纪中叶后，其他种族才被允许到马里乌波尔定居。直至今日，仍有少数希腊人住在城里。母亲的姓氏让我鬼使神差地进入了一个希腊裔乌克兰人的论坛。我心里有种隐约的怀疑在暗涌。对于母亲讲述过的她在乌克兰的生活，我只有一丁点记忆，极其微弱，几乎想不起来，但在记忆中，我却坚定地认为她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当然，这么长时间后，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这到底是回忆，还是我大脑里偶然留存的一点沉淀。也许，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早在孩童时期我就虚构了一位意大利外祖母，并把她当成了我虚构的惊险故事的主人公。意大利外祖母也可能来源于我迫切的愿望，用来对抗我的俄罗斯-乌克兰裔出身，以此显得与众不同。而现在，我问自己，我是不是根本就记错了，我的外祖母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希腊人？然而，这是不是鉴于我现在获悉的马里乌波尔的真实情况方才想到的？是不是因为意大利是我少年时一心向往的地方，所以随着时间流逝，我记忆中的希腊人才不知不觉变成了意大利人？
我的出身来历又陷入了一片新的黑暗中，仿佛我突然扎根在一块更陌生、最终无法辨认的土地上。我对着屏幕上母亲的名字发呆，我感觉，在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东拼西凑的身份，像个肥皂泡般破灭了。瞬间，我的一切全部化为乌有。直到我想起，只有证明这个被发现的希腊裔的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不是我母亲，我才能找回安全感。我从未从母亲口中听过greki一词，从来没有。我很确定。因为在我们那个既封闭又贫穷的棚屋世界里，“希腊”简直是不寻常的异国风情。另一方面，也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母亲绝口不提她家乡的希腊往事。最终，我还是从论坛里才得知了她家乡的历史背景，在她生活的时期，马里乌波尔还是非常希腊化的。
“亚述的希腊人”也为寻找亲属提供平台，尽管我的搜索经常落空，但我决定还是发一条帖子。发帖得先注册。我还从来没有在俄罗斯的互联网上这么干过，我以为我不可能逾越技术障碍，但让我惊讶的是，程序非常简单，比在德国互联网上还简单。一分钟之后，我获得了准入许可。
在搜索情况询问条中，我除了母亲的名字和出生地外，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没有填写她的父称，雅科夫列芙娜。我只知道她的父亲叫雅科夫，但不知道她母亲的婚前姓。我还知道母亲有一兄一姐，但并不知晓他们的名字。我有一张乌克兰的结婚证书，从证书上得知，母亲是1943年7月在被德军占领的马里乌波尔嫁给父亲的。在一张由莱比锡劳动局签发的劳工证上记录着，她和我父亲于1944年被运送至德国。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
现在问题是，我到底要找谁呢？她的兄姐尚在人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使还在世的话，也是相当高龄了。就算他们有孩子，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那我的这些表兄表姐，也和我一样上了年纪。他们也许并不认识我的母亲，甚至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也不会有谁和他们提到过她。当时，甚至几十年后，和我母亲这样的人有亲属关系是件危险的事——一个人不知何故被自愿运送至德国，或者至少没有成功从敌方的强制劳役中逃脱出来，没有像斯大林要求的真正的爱国者那样，必要时采取自杀手段——这样的亲戚是被视为叛国者的，因为害怕受连累，当时的人甚至不会告诉自己的孩子。
以前，在输入俄语时我要把键盘转为西里尔文，逐个字母逐个字母地艰难对照，而现在，我可以在一个神奇的电脑程序的帮助下，直接在普通的拉丁文键盘上打字，程序会自动把拉丁字母转化为西里尔字母。虽然我怀疑在俄罗斯网页上，经过转化程序输入的留言帖能否成功显示，但是几次点击后，帖子在“亚述的希腊人”论坛上显示了出来。我还在留言中写下了我的电邮地址，然后点了发送。不知留言会发往何处，也许会发到僵死已久的某个地方，一个电子化的虚无之处，一个从来不会有任何人发现我的漂流瓶的地方。
几周前起，我住在位于梅克伦堡的工作驻地。这个小寓所位于沙尔湖湖畔，我和我的一位女性朋友轮流使用。今年，湖边的整个夏日几乎只属于我一个人。朋友吉拉是一名演员，她正埋首于一个舞台剧项目，此刻不知身在国外何处，九月份才回来。我正好刚写完一本书，正在发懒。我已经回忆不起上一次发懒超过半天是什么时候了。我的素材冰冷地排着长队，不允许我休息片刻，它们越发提醒我生命有限。通常，我在完成一本书的第二天就会开始新一本的工作，于我而言，不写作也不和文字斗争一番的状态通常持续不了多久。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我几乎没有察觉。现在突然间，除了坐在外面露台上，感觉空气轻缓地滑过皮肤，眺望夏日蔚蓝的大海，我什么也不想做。到了晚上，暑热退去，我撑着北欧手杖在湖边漫步，在这片孤独的湿润地带中，大片的云和饥饿的蚊子全向我扑来。回家的路上，我在渔夫那儿买我的晚餐，那里有新鲜的白鲑鱼和红点鲑鱼。
沙尔湖曾经被东西德边境线分割。湖的一部分属于梅克伦堡州，另一部分属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几公里外有一个路牌，人们开车时往往会经过，上面写着：德国和欧洲在此处被分割，直至1989年11月18日16时。过去四十多年来，在东边的边境封闭区中，动植物自由自在地享受自己的生活，几乎从未被人类打扰，只有边境士兵才会经过这里。两德统一后，这片荒芜的地带被宣布为自然保护区，并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态保护区的名单，成为一片被管辖的野地。在此期间，来自汉堡的生态学精英们造访此地。在此处安家或在周末度假小屋居住的城里人为有机生态所动，开了有机产品商店、有机食物餐厅，经常举办有机集市，肯花五十欧买一股保护鹤类的股票，本地还建有一个名为“人与自然”的所谓未来中心。因循守旧的前东德居民依然只在廉价超市Penny和Lidl购物[3]，他们成了这一地区的陌生人，把自己禁锢在自己的世界中，蜗居在翻修过的前民主德国的小房子里。
从房子的落地窗看出去，除了沙尔湖别无他物。一整天，我沉醉地望向蔚蓝的湖水。湖水看上去深不见底，无边无际的深邃和冰冷，人在湖中的话，将会不停地下沉和吞下湖水。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和叫声，他们在水边嬉戏。现在正值假期，这声音，这气息，童年夏日的美好，让人觉得永远不会到头。幸好摩托艇是被禁的，湖面属于生活在此的水鸟，只是偶尔能看到一艘孤独的小舟或者撑着白帆的小艇。几百只燕子飞过天空，有时候飞得那么低，低到它们的翅尖差点拂过坐在露台上看书或者观湖的我。湖面上好似无数的镜子在舞动，反射着银光。雁子排列成几何队列飞过天空，仿佛有看不见的线把它们彼此连接。雨燕互相追逐，在空中进行着疯狂的嬉戏。黄昏时分，水鸟们的音乐会开始了，鸭子嘎嘎不休，天鹅尖声引吭高歌，从野地里赶来觅食，夜间聚集在湖边的鹤群发出小号般高亢的鸣叫。有时还会出现一只白尾海雕——这是湖里所有鱼和其他居民惧怕的国王陛下，它可以伸展开巨大有力的翅膀在水上滑翔，而水面纹丝不动。我听人说，有一次有人在湖岸边看到一只白尾海雕正在撕咬一只鹤。当时是冬天，一只鹤站在浅水处睡觉，大概是觉得那里远离天敌很安全，酣睡中脚被冻在了水里。当白尾海雕向它俯冲而去时，它没能挣脱，被撕碎在冰上。
我是如此喜爱夏日的沙尔湖，以至于晚上无法入眠。有时我整夜坐在露台上，呼吸着凉爽的空气，欣赏月亮在漆黑的水面上投下的一条银色大道，湖面的空寂声我永远也听不够，只是偶尔会有一两只水鸟藏在漆黑一片的芦苇丛中，睡梦中发出咕咕声。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和这个湖上一样的日出。刚过凌晨三点，地平线上的变化就已宣告日出即将到来。起初，湖面上方的天空中出现一抹几乎不易察觉的粉红色，渐渐地变成一次美得不真实的光影狂欢。让我惊讶的是，所有人都在睡梦中，看来除了我并无他人观赏这场演出。天空变幻出各种颜色，从淡绿色到金色、紫色和火焰般的红色，每天不尽相同，日日充满新意：太阳在空中进行光的演出，泼洒出超现实的绘画。我在露台这个宇宙包厢中，尽情欣赏每一分钟的变化。水鸟的叫声震耳欲聋，好似在等待世界末日的降临，等待一个人类感官范围之外的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天空的颜色越变越浓，浓烈到爆炸，然后开始消散，消失，幻化成白得熠熠生辉的光线，渐渐倾泻到湖面上。动物们停止鸣叫，危险已经过去，漫长而闷热的一天又开始了。我这才从露台的大沙发软椅上起身，刷牙，然后走进朝西的卧室。我在卧室窗外挂了彩色遮阳篷，以便遮挡白天的光线和暑气。即使在睡梦中，我也能听到湖面的空寂声，做着叙事诗般的梦。中午一醒，我便立刻跳下床，穿着睡衣奔向另一个房间的窗边，终于又见到湖面蓝色的波光。
距离我在“亚述的希腊人”论坛上发寻人帖已将近一周。正当我快要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收到了一封邮件，寄件人的名字无法辨认。我经常收到俄罗斯寄件人的电邮，但是这一次我的邮箱系统没有识别西里尔字母。一位有着希腊姓氏、名叫康斯坦丁的人请我提供有关母亲的更详细的信息。有人愿意帮我找人，他需要进一步了解要找之人。
我在寻亲过程中还从未到过这一步。一个远在马里乌波尔的男人愿意帮助我，并且，如果我能给他提供更多信息的话，他还会继续帮下去。可是，我没法再给他提供更多的信息，我知道的全部都写上了。我为自己感到羞愧难当，就像一个无能的证明，一个耻辱。我对自己的母亲竟然所知如此之少。但是与此同时，我像得知了她的消息一般。借一位陌生人之眼，我望向马里乌波尔，好像陌生人是母亲以前的邻居，他每天经过母亲的家，带着我一起穿过她走过的街道，看她见过的房屋、树木、广场、亚述海，也许还有一直挂着的希腊式灯笼。事实上，她生活时期的马里乌波尔，旧物旧景所剩无几。德国军队在战争中把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变成了瓦砾和灰烬。
我对这位友好的有着希腊姓氏的康斯坦丁表示了感谢，感谢他的热心肠，并向马里乌波尔送去了我的问候，同时我以为，在这一次失败的寻亲后，我的母亲将永远堕入黑暗。
事实上，我并不是出于偶然才在俄罗斯搜索引擎上按照母亲姓氏来寻人的。长久以来我有个念头，就是想写我母亲的一生，记录这位在我出生前居住在乌克兰，曾在德国劳动营里待过的女性。可是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她从未谈起过强制劳役的过往，她和父亲都没提过，至少我一次也回忆不起来。我记忆中她讲述的乌克兰的生活，也只剩下零星片段，如同模糊的磷火。我只能尝试利用诸如母亲生活过的时间和地点之类的已知事实，基于历史编纂来虚构她的生平。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一本过去强制劳工写的书，找寻一个文本化的声音，让我可以辨认方向，可一直徒劳无功。集中营的幸存者写出了世界著名文学作品，各大图书馆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书籍比比皆是，然而，靠劳役躲过了灭绝屠杀的非犹太裔强制劳工，始终沉默着。几百万强制劳工被运进德意志帝国，整个帝国的康采恩垄断集团、企业、手工工场、农场、私人家庭，按照份额随意奴役这些“进口的”劳奴，他们花最少的开销，榨取最多的劳动力。他们在非人道的、类似集中营的条件下，被迫完成本该属于德国男人们的工作。而德国男人们正在前线，在这些背井离乡的劳工们的家乡毁掉他们的村庄和城市，屠杀他们的家人。这些被劫到德国的男人女人，在战争中被折磨致死，而他们的数量至今仍是谜团。战后的几十年中，六百万至两千七百万强制劳工的遭遇——不同来源的数目相差巨大——却只是偶尔出现在教会简报或者地方周日报纸的一篇单独且简短的报道中。而且大多只是顺便和犹太人一并提及，成为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注脚。
我大半辈子时间里完全不知道，我是强制劳工的孩子。没有人告诉过我。我父母没有提过，我身边的德国人也没有，在他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过强制劳工这回事。几十年来，我对自己的出身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和我们一起住在各个战后聚居区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怎样来到德国的：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大家虽然语言不通却能彼此理解。我只知道，我属于某种废物，战争遗留下来的某种垃圾。
在德国学校里，人们教我们的是苏联人侵略了德国，毁掉了一切，还夺走了德国人的半个国家。我坐在最后一排，英格·克拉博斯的旁边，虽然她是德国人，可也没人理她，她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身上散发着怪味儿。女老师站在讲台前，讲苏联人用烧红的煤球烫坏了她未婚夫的眼睛，还穿着长靴踢小孩子。所有的脑袋全都转向了我，就连英格·克拉博斯也离我远了些。我知道，下课后，追捕又要开始了。
我撒的谎早就没法再帮我了，我不仅属于苏联野蛮人，而且还早被识破是伪装成体面人的骗子。为了能让自己在德国孩子中有面子，我和他们说，我引以为耻的父母根本不是我真正的父母，他们是在从苏联逃亡的路上，在路边的坟地里发现了我，然后把我带走的。其实我出生于富有的俄国贵族之家，拥有宫殿和财宝，可我疏忽了，没能解释作为贵族之女，我是怎样流落到街边的坟地里的。不过，在一天或者至少几小时内，我是被低估的神秘人物，享受着德国孩子们的惊叹和赞美。后来某天，他们看穿了我，然后开始驱逐我。这些没落的第三帝国的小复仇者们，德国战争寡妇和纳粹父亲的孩子们，把我当成苏联人一样追赶驱逐。我是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的化身、斯拉夫低等人，我是人民公敌，在战争中被他们击败了，现在要逃命。我可不想像南斯拉夫人的小女儿德舍米拉一样死掉，德国孩子们也驱逐她，后来有一天她掉到雷格尼茨河里淹死了。我飞奔着，背后一片敌人的号叫声。我可是个练出来的飞毛腿，我在跑步时从没有岔气的刺痛感，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成功甩开追我的人。我只需跑到采砂场，那里是德国人居住区和我们居住区的分界，采砂场后面就是我们的领土，一片“未知之地”，除了警察和邮差，没有一个德国人踏进过这片土地，德国孩子们也不敢闯入。采砂场前面，有一条从柏油路分出来的野路，通向“难民楼”。我不知道为什么德国人把我们的石头楼房叫作难民楼。可能是为了把我们和吉普赛人区分开，他们住在更远处的木头棚屋里。他们比我们还低一个等级，让我一想到就心生恐惧，可能就像我们在德国人心目中一样。
只要我越过神奇的边界线，就安全了。转弯后，追我的人看不见我了，我躺倒在草丛里，等跳得飞快的心恢复平静，等我又能重新呼吸。今天算是成功挨过了。至于明天，我现在还没去想。我慢腾腾地磨时间，能磨多久是多久。我在河边晃荡，拿些石头在雷格尼茨河上打水漂，把酸模草塞进嘴里嚼，从地里偷生玉米啃。我永远不想回家。我想离开，从我能思考开始就只想离开，我的整个童年只盼着长大，长大我就能彻底远走高飞了。我想远离德国学校，远离难民楼，远离我的父母，远离有关我的一切。这一切是个错误，把我困在其中。就算我能提前知晓我的父母是何人，以及和我有关的其他所有人都是谁，我也不想去了解，这些完全激不起我的兴趣，一点都不能。我和这些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想离开，把一切抛诸脑后，彻底挣脱，到外面的世界去过我自己的真正的生活。
我回忆起脑海中关于母亲的第一幅画面：我四岁左右，当时我们住在一家铁器工厂的简易仓库里，那是我父母在德国找到的临时避难所。离开工厂大院是要受罚的，但早在那时我就经常试图违反禁令。工厂大院后面，从宽阔的莱厄大街开始是另一个未知的世界。那里有店铺，有轨电车，有没有战后废墟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有像宫殿一样的房屋，石头造的，有大而笨重的门和高高的窗户，还挂着窗帘。还有一片草坪，上面长着野梨树。我从来没吃过梨子，我想知道梨子是什么味道。可是我太小了，我够不到树枝。我尝试用一块石头去砸，石头砸断了一根树枝又飞向了我，像回旋镖一样在我脸上砸了个洞，与我的左眼有一厘之毫。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走回家的，只记得我站在工厂大院里，不敢走进我们住的仓库。热乎乎的血从脸上流下来，滴在我的衣服上。透过仓库开着的窗户，我看见了我的母亲。她正低头用搓衣板搓着衣服，一缕深色的头发滑落到她脸上。她抬起头，看到了我，我看着她。那幅画面是留在我记忆中关于她的第一幅。画面始于她的一声尖叫，然后剩下的只有她的眼睛。充满恐惧的双眼。这双眼睛成了她的化身。那恐惧来自远处，远远地越过我，不可捉摸，深不见底。那恐惧，伴随着她的念叨：“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这句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响在我的童年中：“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
我有两张她在乌克兰照相馆拍的肖像照。其中一张照片里，她很年轻，十八岁左右，旁边是一位温柔的白发女性，我不知道她是谁。我母亲极其瘦削，或许是营养不良，她身穿一条朴素的夏季连衣裙，浓密乌黑的头发剪成了短刘海发式，也许这样在当时很时髦。显然，摄影师试图展示他的艺术技巧，给我母亲加上点神秘感，在她的左半边脸上打了阴影。她看上去像个孩子，但她脸上的无辜和无助却带着惊恐之色。难以置信，这样一个纤细脆弱的人能承受那样的惊恐——如同千钧系在一发上。她身边的白发妇人尽管看上去温柔亲切，但带有一些阳刚气，看她的年龄应该是我母亲的祖母。她穿着一条白色尖领的灰裙子，姿态端正，表情严肃，脸上带着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的倔强。这张照片大概是1938年拍摄的，正处于斯大林恐怖统治、饥荒和恐惧盛行的时期。
第二张照片中，母亲明显大了些，照片很可能是“二战”时拍摄的，在她被运送之前。她双眼望向深不可测的远方，忧郁中带着一丝微笑。乌克兰民间风格的头巾包裹住她的头发，露出面庞。也许她是为了留下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张照片才去拍的，留作纪念。
每个看到这张黑白照片的人都会感叹，好一个美人啊！自我童年起，母亲的美丽就是一个神话。我经常听到别人赞叹，好一个美人啊。与此同时又感叹，好一个不幸的女人啊。美丽和不幸看上去都属于母亲，谜一般交织在一起。
我的旧物档案里还有第三张来自乌克兰的照片。照片上是位衣着华丽的老者，他有一双聪慧而忧郁的眼睛，高高的额头，短短的大胡子，一半胡子花白。他站在两位坐着的女士身后：一位身穿密不透风的高领裙，知识分子面孔，鼻子上戴着副夹鼻眼镜。另一位年轻的女士穿着白衬衫，小女孩般羞涩，眼神里透着无助之色。这张照片背面有一行母亲手写的德语：外祖父和两位友人。我不知道到底是谁的外祖父，我的外祖父还是母亲的外祖父？我也不清楚为何母亲要在照片背后写下德语，她总是拒绝和我说德语而坚持说俄语。
除了这三张照片，我还有两份之前提到过的官方文件。为了能看清父母的结婚证书，我得把这张明信片大小的纸放在镜子前。证书是一份神秘的影印本，黑底上是左右颠倒的白色手写体。靠着镜面的反向我能辨认，我的母亲，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于1943年7月28日在马里乌波尔和我的父亲正式结婚。证书是乌克兰语的，印章已经褪色，但是德语词Standesamt（民政局）清晰可辨。每次我都卡在这个词上不明就里。是德国人在马里乌波尔的民政局留下的吗？或者占领区的日常就是如此？对此我所知甚少。这份不起眼的文件简直是个奇迹，它不仅经历了战争、流放、劳改营，还经过了战后多个营地的艰难辗转跋涉，而且在我多次搬家后也没丢失。一份跨越七十多年、经久牢固的证明，证明我父母那段并不长久、灾难般的婚姻。
母亲的德国劳工证已经下落不明，可能不知何时在我写字台的某个黑暗角落里化成了灰烬，但是我记得，她的劳工证上除了名字，其余的和父亲于1944年8月8日在莱比锡拿到的一模一样。而父亲的劳工证还在。一张肥皂大小、对折的纸片，严重破损泛黄。父亲的姓名、生日、出生地，父亲口中说出的甲，到了德国文书耳朵里变成了乙。证上写着：
国籍：不详，东方劳工
来源国：被占领的东部地区
地区：马里乌波尔
住址：/
工种：金属作业帮工
工作地点：ATG机械制造责任有限公司，莱比锡W32，舜瑙尔大街101号
时效：自1944年5月14日起
两枚帝国鹰鹫的印章，一枚来自警察总局，一枚来自莱比锡劳动局，另外还有一张父亲的照片，他的西装翻领上别着劳工编号。劳工证背面印有两枚指印，分别是左手及右手的食指指印。下面标注了一句：此劳工证只用于上述企业，离开上述工作地点此证即失效。持有者须随身携带此证作为身份证明。有效期至另行通知前。保留撤销权。
两份历史久远的文件——结婚证书和劳工证，三张黑白照片和一尊母亲装在包袱里的古老圣像，就是我继承的全部家产。这尊圣像，纯金底上手绘的是俄国东正教最重要的圣人群像。每个细节栩栩如生，连圣人的指甲都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稍微仔细点，我还能忆起，母亲是怎样讲述她的家庭在乌克兰的贫困，还有长期饥饿的。在我的记忆中，对斯大林的恐惧和家庭贫困构成了她在乌克兰生活的基调。可是，贫困又如何和那尊从乌克兰带出来的贵重圣像联系在一起呢？这贵重之物竟也神奇地躲过了运送和劳动营，一路上既没丢失，也没损坏，没人把它从我母亲手中夺走或者偷走。在我们住过的每个棚屋里，圣像被挂在墙角，静默地闪烁着神秘的光芒，我曾向它献上我孩童时最热忱的祷告，当母亲又一次和妹妹以及我告别并决意赴死时，我绝望地请求神灵庇护她的性命。现在，这尊圣像挂在我柏林家中一张旧的天主教教堂座椅上方，椅子是我在阁楼里找到的。圣像也许是我拥有的最贵重的物品了。
我还有一些模糊可疑的回忆可以作为这份微薄档案的补充，一个孩子的回忆，可能根本不算什么回忆，而纯粹是些经过几十年发酵还留在记忆中的泡沫：
我记得一个俄语词“律师”——我的外祖父是律师。母亲总为他担忧，因为他有心脏病。有一天，当她被从学校课堂接出来的时候，她立刻明白过来，她的父亲死了。
我还记得“德·马尔蒂诺”这个姓——我的外祖母应该是这个姓氏。一位富有的意大利家族出身的女性，我不知道，在上个世纪或者上上个世纪，是什么风把她吹到乌克兰去的。家族的富裕和“煤炭店”这个词互相矛盾，而“煤炭店”和“德·马尔蒂诺”联结在一起。
还有“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这个名字，德语叫“熊山”。记忆中这个地名是和我的姨母联系在一起的。此外我对她一无所知。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只剩下我的外祖母有一天动身去“熊山”，去那里的营地看望女儿，中途“二战”爆发了，外祖母再也没有回来。这应该是母亲生命中最大的灾难：她不仅失去了母亲，而且还不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还活着，还是在德军的轰炸中死去了？我童年的幻想里，是“熊山”的熊把外祖母给吃了。
母亲有个哥哥，据说是一位有名的歌剧演唱家，母亲深爱着他。她为他流的眼泪，几乎和为自己母亲流的泪一样多。
其实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切。富裕的意大利家庭、身为律师的外祖父、有名的歌剧演唱家，甚至还有煤炭店，全部可疑地指向我童年的渴望——渴望出身显赫，按照我当时的想法至少得是煤炭商人。歌剧演唱家也许来自后来的念想，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无比惊叹地发现了歌剧的魅力，我幻想自己有位叔伯舅父，吟唱我最喜欢的贝里尼和亨德尔的咏叹调。幻想有位姨母多半是来自孩童时期对于悲剧意义的渴求，或者单纯只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单词“熊山”，我把它和母亲给我讲的另外某个故事联系到了一起，可能是她给我讲过的众多童话故事中的一个。
可是，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母亲讲的关于一位女性友人的故事。她经常讲起这个故事，眼中带着令我害怕的恐惧。纳粹也在马里乌波尔捕猎犹太人，仅仅在1941年10月的两天内，纳粹就在城里射杀了八千犹太人。在犹太居民众多的乌克兰，到处发生着像在娘子谷那样骇人的大屠杀。[4]母亲的朋友是犹太人，有一天她也被捕了。她被迫和其他犹太人一起挖一条长沟，然后面对着沟，背对德国人的机关枪站着。她成功在子弹打到她的前一秒先栽进沟里。一直等到黑夜降临，她才费尽全力从压在她身上的尸体堆里爬了出来，然后跑去我母亲家。她站在我母亲家门口时，浑身是血。
很长时间以来，我想破脑袋也想不通，战争中的母亲和德国占领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被占领地区的所有居民必须为德国人劳动，无一例外。谁劳动，谁才能得到食物券，没有食物券就无法生存。可是战争爆发时母亲不过只有二十一岁，却得到了一份特殊的工作：被德国劳动局雇来专门招募送往德国的强制劳工。做这份工作，对于后来充当强制劳工的母亲，无异于自掘坟墓。况且，德国劳动局是德国占领者的重要权力及监管机构，每个人都必须在劳动局报到，没人可以逃过。那母亲在劳动局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呢？难道她认为德国人可以战胜斯大林政权，解救大众，所以站在了德国人那边？她是因为信念在劳动局工作的，还是只不过是德国战争机器上一个偶然的微小齿轮？最终，她是像其他人一样被暴力遣送，还是自愿报名参加强制劳工运送的？她会不会也是无所不在的政治宣传下的牺牲品，轻信了去天堂德国就可以摆脱苏联统治下的贫困？但是，她怎么可能在1944年，也就是她被运送的那年，还相信这种政治宣传？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被送走后会面对什么：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抓，塞进运输牲口的车皮里运往德意志帝国。这个时候，不少人已经返乡，孱弱不堪，在德国严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身心双双被摧毁，成为纳粹再也不需要的无用的劳奴。倘若母亲真的是自愿被送走的话，很可能她知晓这一切，可是她别无选择。可以预见的是，就算苏联红军夺回马里乌波尔，她也只能逃走，因为作为德国劳动局曾经的职员，她很可能被视作内奸和叛国者而被处决。而且，有可能我父亲有更无法启齿的原因要离开苏联。也许，她不过是跟着他。他当时是母亲的保护者，是她唯一的慰藉。她自己或许太年轻，太不知所措，没法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来对抗所处时代的暴力。
现在，在美妙的湖边夏日里，伴随着惊惧的与日递增，我逐渐明白过来，我决意去做的是什么事。我几十年前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尝试撰写自传，但当时我对自己的生平并不了解，我还没弄清楚我的人生和其中的各种关联。母亲只是存留在我内心的形象，是我生平里模糊不清的一部分，为了这一部分我曾经虚构了各种政治的历史性关联，让自己置身于无人之境，成为一个无根无源的单一生物。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父母是何许人，他们给我留下了怎样的“素材”。当下我的任务是弥补错失的过往，在我的书中，也许是最后一本书中，讲述我第一本书里就该讲述的故事。可是，我对母亲在生下我之前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完全不知道她曾经在德国劳动营里的经历。我两手空空呆立原地，只能发挥想象力讲故事，这对挖掘主题毫无建树。
当那些被海尔曼·戈林称为“东方劳工”的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赔偿要求时，东方劳工才进入德国公众的视野，或者至少是一半见光。在此期间，各种有关第三帝国强制劳役的专业书籍、报道和纪录片层出不穷，我读了许多，了解也有所加深。其间，我甚至找到了长久以来我一直找寻的那个文本化的声音，那是维塔利·塞明写的一本书，七十年代已出版问世，德文译本叫《一个标记的差别》。书中，这位俄罗斯作家讲述了一个未成年人的故事。他被从顿河畔罗斯托夫运送到德国服强制劳役，之后幸存了下来，因为他怀着一个信念，就是他不能让他目睹的和所经历的随着他一起逝去，他有责任向后世提供证据。在劳动营里，他写道，条件比集中营好，但是也仅限于不会被立刻杀死，而是被非人的工作量、饥饿、殴打和经常性的侮辱以及匮乏的医疗供给缓慢地置于死地。
我十分惊讶地发现，这本书的译者亚历山大·坎普菲，是我七十年代的朋友。他经常把他的翻译读给我听，很可能他给我读过维塔利·塞明书中的内容，而我回忆不起来是因为，我当时全然不知这本书的内容其实与我的父母有关，他们同样也佩戴过一个有别于他人的标记，衣襟上的OST标记（东方标记）把他们和种族上高一等的西欧强制劳工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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