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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 王莽和他的时代

 

作者: 张向荣

 

内容简介:

 

元始元年(公元前1年)春正月,汉室迎来一件千年未有之祥瑞。来自极远之地的蛮夷“越裳氏”到长安朝贡,献上一只白雉、两只黑雉。白雉出现,意味着天下出现了道德流布四夷的王者。刚即位的汉平帝年仅9岁,越裳氏上一次到中土献雉,还是周成王时期,见的是辅佐幼主的周公。——难道所谓“王者”,是刚刚稳定了西汉政局的大司马王莽?这极有可能是王莽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可臣民们怎样看待这位功德超群的外戚权臣与周公相媲美?是诧异、震惊,还是觉得锦上添花?

 

中国历史上,西汉与后世定型的“一家一姓”的朝代不一样。它不仅是一个朝代,更是中国儒家文化首次实现立法的新阶段。同时,西汉也是一个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在不到两百年的历史中,充斥着谶纬之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灾异变化、祥瑞谴告就与现实政治运动紧密相连。

 

生于西汉末年的王莽,幼年丧父,并没有得到作为外戚家族成员的优待。他从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为人处世之道,一跃成为家族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他借助“祥瑞”之说,重返朝堂;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步步高升,最终合法建立了新朝。那他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十五年里,就从“天下归心”的“哲人王”成为了一个“天人共弃”的篡汉者?

 

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儒家理论的实践者王莽勤劳王事,建辟雍、制礼乐,恢复井田,赢得了同时代其他儒士的认可。那么王莽称帝的真正动力又是什么?王莽到底是邪恶无道的簒夺者,还是复古派的改革家?是儒教立国的决定者,还是演技精湛的政治表演家?

 

本书截取汉宣帝到新莽这一历史片段,从“祥瑞”这个视角切入,剖析王莽的个人、家族和政权相关的人物事件,再现了太后王政君、外戚王氏家族、刘姓皇室家族、儒家经师、官僚士大夫等在西汉末年政治舞台的角力,进而重新审视旋涡中心的王莽,以窥他和时代的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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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很是长寿,从被立为皇后到去世整整有五十一年,几乎贯穿了西汉的前期。她年轻时是吕后的宫女,去世时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是名副其实的人瑞。

窦氏特别喜好和尊崇黄老之术,可能是深受吕后影响,更可能是因为她那个年代的汉朝上层人士大都如此。她虽不干涉朝政,但逼着儿子汉景帝学习黄老之术,这种狂热仍然对政局产生了影响。

一天,两位大臣在景帝面前争论一个问题:

商汤灭夏,武王伐纣,这两个或者说一类历史事件是什么性质?

儒学经师、博士辕固生认为是正义革命;尊崇黄老法家之术的黄生认为是犯上作乱。

两人争执不下,辕固生最后来了个釜底抽薪:如果汤武是犯上作乱,那么高皇帝诛秦称帝也是犯上作乱?

这句话令黄生没法回答,也令景帝感到警惕,于是禁止今后讨论这个问题。辕固生的好斗、直言,很快就传到了窦太后的耳朵里。她就把辕固生召到面前,询问如何评价黄老之书。辕固生明知皇太后好黄老,却傲慢地说:“此家人言耳。”意思是说黄老之书是给仆人家奴看的,不是经世治国的大著。窦太后大怒,勒令他去野猪圈里和野猪搏斗。野猪不是家猪,对已经老胳膊老腿儿的辕固生来说,无异于猛兽。看来窦太后是要置他于死地。

景帝觉得,辕固生直言不讳,言者无罪,就选了把锋利的兵器给他。辕固生的行动和他的性格一样,毫不怯弱。下场后,他一下子刺中野猪心脏将其杀死。窦太后亲见这一幕,沉默不语,只好把他放了。

还有一件事,武帝刘彻刚即位,兴冲冲地准备制礼作乐,策免了先帝旧臣,令魏其侯窦婴出任丞相,武安侯田蚡出任太尉,由鲁学大师申培公的弟子赵绾出任御史大夫,这三位外朝实权人物都是支持儒学的。同时,九卿之一的郎中令也由申培公的另一名弟子王臧担任,郎中令就是后世的光禄勋,掌管皇宫侍卫、禁卫军和举贤良事务,是皇帝近臣。

在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的运作下,儒学的势头突飞猛进,朝廷甚至筹划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禅、服色制度。突然有一天,窦太后——如今已经是太皇太后了——从东宫来到未央宫,向刘彻举证赵绾、王臧有贪赃枉法之事。

汉室的太后轻易不到未央宫,到就是干预大事,甚至临朝称制。刘彻还年轻,迫于无奈只得诏令查办。同日,丞相魏其侯、太尉武安侯皆被免职,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罢免驱逐。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大理议罪,双双自杀。刘彻首次制礼作乐的行动以失败草草收场。

窦太后所做的这两件事,尽管都有直接原因,但根本在于她对黄老之术的笃信。从刘邦立国到刘彻,黄老的势力如此之强。那么是否可以说,黄老之术就是这一阶段汉朝的“建国”之道,或者说是汉朝的“德性”呢?

恐怕不能。

黄老之术,清静无为,后人有时误判成不干涉民间的活动,以为是西方经济学里的“自由放任”。实际上,“清静无为”主要说的是不增饰过多的律令、礼仪、制度,并不是说不干涉。政府原来怎么治理,现在还是怎么治理。汉朝继承的是秦制,早在刘邦初入咸阳、子婴投降的时候,汉王国就在萧何的帮助下继承了秦制,像“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只是临时性措施,而且刘邦很快就撤出了咸阳,约法三章并没有长期实施。

事实上,不继承秦制,刘邦根本无法击败项羽,他自西向东击败项羽就是其同龄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翻版1。刘邦立国后,仍然在汉朝的统治区域内实行秦制,秦朝制定的那些官制、爵制、法律大部分继续执行。所以,“清静无为”与延续秦制并不矛盾。而所谓黄老之术,只是上层人士的态度、观念,到了下面可以说仍是法家。换言之,法家“制度”没有变化,只是上层采取了黄老的“政策”2

黄老与法家本来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司马迁写《老子韩非列传》,将老庄和申韩放在一起,就是因为黄老与法家的这种亲缘。例如,黄老崇尚清简,法家崇尚以清晰明确的律条来约束臣民,两者一拍即合。

所以,黄老之术并不是汉初皇室主动构建的“建国”之道,而是他们不得不延续秦制的无奈之选。刘邦欣赏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名言,但究竟拿什么治天下,刘邦并没有答案。

这就是说,从刘邦到刘彻这半个多世纪里,汉朝并没有实现“建国”大业,还是在延续秦制。而秦制总的来说就是三条:律法、文法吏、编户齐民。

律法是秦制的根本,法家恨不能连每个人每天每顿饭吃几口都立法,所以形成了庞大的法条。这些律法和现代国家的“法律”在根子上不是一回事。秦制的律法是一种“刑名之学”,世界上任何事,只要它被命名了,就得做到“名实相符”,就需要有律法来规定怎么达到名实相符。比如说,世界上存在“砍树”这件事,那就得有律法来规定怎么砍树,推而广之,上到国家大事,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事事都得有律法,才能把天下人都“管”起来。而这种名实相符的基础一旦被破坏了,那么社会就不稳固了。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并不仅是权臣排斥异己,更是“破坏了名实相应的法律基础3,秦制的国家机器也就逐渐失效。汉朝延续了这种“刑名之学”的观念,也沿用了秦帝国的大量律法,比如规定“焚书”的著名的《挟书律》,就直到汉惠帝刘盈时期才被废除。

文法吏,或者叫作刀笔吏,就是掌握、维护这些律令法条,懂得使用“刑名之学”来管理天下事务的行政官僚。他们不是后世的士大夫,而是粗通文墨、精通律条的职业官僚。秦帝国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由文法吏组成的官僚体制非常有效率。按照法家的设想,皇帝是地位最高、最精通且最按照律法行事的首席官僚4,可以类比古罗马的“第一公民”。文法吏不仅是社会运转的官僚,还是“群众”的楷模和老师,李斯设计的“以吏为师”的安排,直到汉景帝时期还在诏书里予以重申——“夫吏者,民之师也5,可见文法吏在秦制中的地位。

编户齐民,就是“老百姓”。在周代,按地域有国人、野人,按宗法有贵族、平民,地位是不平等的。而编户齐民之所以叫“齐民”,是因为秦制才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地域、家庭怎样,都是地位平等的民,包括秦国自己的百姓也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齐民”不等于现代国家的公民,也不是西周和春秋时期享有一定自由和权利的“国人”,而是“编户”,被安排在严密的户口和连坐制度里。他们有缴税、服役的繁重义务,平时耕种,战时出征,虽然可以凭借军功获取一定的地位,但几乎没有什么权利。中国社会从战国到汉朝的历程,就是老百姓从奴隶加自由民变成农民的历程6

当然,黄老之术毕竟崇尚清静,与纯粹的秦制有差异。汉朝在继承秦制的同时抛弃了秦政7,删减秦法,减租减税,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休养生息。秦制就好比一台齿轮严丝合缝的机器,秦朝驾驭的时候,采用“秦政”,功率开到最大,超负荷运转,直到机器过热而崩溃;汉朝驾驭的时候,拿掉一些不必要的零件,低功率运行,稳定至上。但无论是秦还是汉,都是同样的一台国家机器。

西汉前期,皇室成员所做的就是让这台国家机器平稳运行,不要重蹈秦亡覆辙。而且,延续了秦制的汉法也只在汉朝直接统治的国土上施行,并没有大面积地推广到关东诸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长,面对内部的诸侯王、功臣和外部的匈奴,国家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资源空前增多,这台机器势必要加速,要提高功率,那么,该如何在机器提速的时候,防止秦朝的命运重演呢?换言之,汉朝既然否定了秦政,又延续着秦制,那么汉朝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刘氏家族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在哪里?

汉朝“建国”的问题,就这样浮出水面了。

6.废除肉刑的一段往事

汉文帝刘恒刚当皇帝没几年,就和齐国较上了劲。

几年前,齐王刘襄没能凭借诛吕之“功”而当皇帝,兄弟几个都与刘恒结了仇。后来,齐国成了刘恒在位期间被削弱最甚直至分拆的诸侯国。

有理由推知,伴随着齐国的削弱,刘恒也会将汉法(秦法)一步步在齐国推行。当年秦朝迅速灭亡,原因之一就是秦国本土虽然习惯了秦法,但移植到关东各国后,臣民极不适应,视之为“无道”。所以汉朝虽然延续秦制,但不敢也没有能力立刻在各诸侯国全面推行秦法。8齐国的削弱给了刘恒尝试推广汉法的机会。

其中一项可能就是肉刑。

汉文帝十三年9,齐国的“粮食局长”、太仓令淳于意被人告发下狱,按律要被执行肉刑。他的女儿缇萦给汉文帝上书,痛陈肉刑之苦,还说愿意给官家当奴婢代替父亲受刑。文帝读后特别感动,就把肉刑给废了,后世遂称汉文帝为儒家仁政的典型。

细究起来,这件事绝不会如此简单。首先汉文帝并不是儒家的典范皇帝,他是一位“外取黄老,内主申韩10的君主;其次,淳于意何许人也?仅是一个小小的太仓令吗?

不然——淳于意是一个被司马迁注意到,并在《史记》立传的人物,绝非庸俗的官员。在司马迁笔下,他是和扁鹊并列在同一篇列传里的神医。

既然是神医,名气肯定很大。淳于意后来被释放时,刘恒下诏询问他给哪些人治过病?淳于意回答:我给齐王的太后、齐王、济北王、淄川王、阳虚侯、济北王的宠妃、济北王的奶妈、齐王的孙子、齐王宠妃的哥哥等等都治过病,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来请我,我怕治不好他们把我抓起来,都没敢去。由此可见,淳于意不仅名气大,而且与齐国及齐国衍生出来的诸侯国关系密切。

所以,缇萦的呼吁能上达天听,并不是她的文笔好,而是因为淳于意是个名人。有理由猜测,齐国被削弱后,汉文帝将汉法移植到齐国,肉刑就是其中之一,在齐国属于“新事物”。11但连神医淳于意都要被处以肉刑,普通臣民的命运可想而知。缇萦的呼吁反映了齐国当地人对这种酷刑的抵触,恰好淳于意是个名人,他的遭遇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缇萦的上书能通过层层官僚之手,最终被递到皇帝手中,还感动得皇帝亲自下诏,放人不说,连肉刑都废除了。她哪能如此幸运?谁为她开的“绿色通道”呢?猜测是汉文帝在淳于意的案子里,发现了关东民众对纯粹施用汉法已经有所不满,才借此机会,既要继续将汉法推广到关东,又要修订汉法,避免引发臣民反感甚至反抗。

于是,汉文帝下了那道著名的废除肉刑诏:

制诏御史:……《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12

这则诏书是现存史料中第一个引用儒家经典《诗经》的皇帝诏书,以往,不论是秦始皇还是汉高帝,都不会在诏书里引用儒家的句子。

诏书,就如同今天的中央文件,引用《诗经》就好比一份文件引用“马列经典”来作依据。汉文帝并没有大规模采用儒学的打算,但这起码说明了,皇室已经意识到汉法的弊端,或者说意识到一个政权不能只靠严刑酷法,还要靠“德性”。

在当时,要想平衡“汉法—秦制”的酷烈,除了儒家信条,似乎别无选择。

诏书里引用《诗经》仿佛开了一扇门,射入一道光,哪怕是不经意的一道光,也足以照亮一段新的路程,为汉朝的“建国”指出了道路。当然,“废除肉刑”在名义上是非常正面、非常仁慈的举措,但它的实际效果并不在君王的考量之内。

汉文帝到底是如何废除肉刑的?

黥,改成把犯人头发剃光,脖子戴上铁圈,去筑城服劳役;

劓,改为鞭笞三百;

砍去左足,改为鞭笞五百;

砍去右足,改为弃市,也就是在闹市当众处死。13

——等一下,有没有搞错,砍去右脚的肉刑改成了杀头?

确实如此!皇帝废除了肉刑,履行了“民之父母”的承诺,表明皇室已经着手进行“顶层设计”,修改秦代遗留下的恶法,逐渐走向“以德治国”。

但其中确有荒诞之处,《汉书》毫不留情地评论道:“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14就是说,废除肉刑,表面上减轻了刑罚,实则死的人多了,大部分人在遭受鞭笞时,还没挨完人就挂了。

想来的确如此,改为鞭笞之后,刑罚的轻重就掌握在基层执法者手中,执法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和意图,控制鞭笞的轻重,而且花样一定不少。两千年后,清代的一些稗官野史里记载着清代官府的衙役们“打板子”打出了经验、打出了水平、打出了职业精神,他们可以根据上峰的指示或自己受贿的情况,有时候看上去下手巨狠,犯人却不疼;有时候看上去轻轻落下,实则打得犯人非死即伤。其手段之精妙,堪称“国粹”。想来,汉文帝时期的鞭笞,与此情形不会差太远。

于是,从缇萦救父算起仅仅十一年,也就是汉景帝登基的第一年,就惩于鞭笞的可怕威力,下诏说:“鞭笞是很重的惩罚,犯人就算不被打死,生活也不能自理,朕实在觉得可怜啊。”于是修改法律规定“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减少了鞭笞的数量。又过了十多年,汉景帝发现还是常常打死人,再次修改法律:“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减少数量还不够,还进一步出台细则,对鞭笞的刑具“竹片”进行标准化设计,规定竹片长五尺,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多点儿;竹片的把儿要厚一寸,竹片的头要薄半寸。因为竹片是用竹子削的,竹子有节,这些节要刨平,不然会更疼。对鞭笞的部位做了明确规定——“笞臀”。对行刑者也做了要求——“毋得更人”,中途不能换人,否则,一个人打没劲儿了接着换人打,那犯人一准会被打死。

即便如此,《刑法志》仍然说“酷吏犹以为威15,说明鞭笞始终是令人恐惧的酷刑。东汉儒者崔寔在他的著作《政论》中曾说:“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16老百姓甚至想要恢复肉刑了!

肉刑最终并没有恢复,汉文帝赢得了仁慈的美名,缇萦赢得了孝顺的褒赏,淳于意赢得了完整的身体。但在当时,这个事件恐怕主要是赢得了儒家的心意。

儒家的“王道”,就这样淫浸着帝国的“霸道”,而王霸之道的关系,也就成为后来的君主所瞩目的问题。

7.汉武帝初建汉道

在后来被命名为元封元年的前一年冬天,汉武帝刘彻亲自勒兵十万向北方边境进发。但这次他并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去泰山封禅,展示武力是封禅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之一。结束了朔方巡狩,又稍稍折回到桥山17附近的黄帝陵祭祀,刘彻问随从:“听说黄帝不死,现在却有冢,为什么?”

有人答道,黄帝确实不死,已经升天了,这里的陵埋的是他的衣冠。

刘彻的这个问题,透露了他此次去泰山封禅的重要目的:像黄帝一样长生不老、升天成仙。

几年前,汾阴18的后土祭坛附近出土了一只宝鼎,这个祥瑞令刘彻认为,汉家封禅的时机已经成熟。宝鼎出现了一只,用大臣的话说,意味着“一统”。刘彻即位以后至宝鼎出土之前,他几乎完成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文治武功,汉家确实成为“一统”的帝国了。既然功业完成得差不多,自己也老了,加上连年战争导致“天下户口减半19,就该考虑帝国偃武修文和自己长生不老的事情了。

封禅之事,古已有之,“封”是在泰山顶上封土祭祀天神;“禅”是在泰山下一座名叫梁父的山或其他小山上取土祭祀地神。“封禅”并未专属于后代哪个学术派别。在刘彻的时代,无论是儒家还是黄老,都很重视封禅。儒家把泰山封禅看作天子的特权,“王者易姓受命”,封禅就意味着统治得到了上天的许可,当然前提是封禅者真的具有王者的功业;而术士会把封禅看作人与天通、升天成仙的途径。

但不论是哪种说法,封禅已经很多年没有施行过,始皇帝封禅过,再之前就渺茫不可确认了。所以,封和禅分别怎么操作?用什么礼仪?一时无人知晓。刘彻召集儒生和方士研究了好几年,眼下封禅在即,仍然莫衷一是。刘彻把封禅的礼器给儒生们看,儒生们纷纷说不合古制,但要问应该怎么搞呢,他们又说不出来,而且翻遍了儒经也没有创制出新的礼仪。

刘彻很不耐烦,事实上,他对儒学没有研究的兴趣,也不关心细节。这次封禅,他的打算是既能效仿黄帝,上与天通,实现将来升天成仙的梦想;又要按照儒家的礼仪来做这件事,从而展示汉家受命于天。至于这两者如何协调,刘彻并不在意,领导的特权就是“既要又要还要”,至于如何实现那是下面的事情。

离开长安后,刘彻又东巡大海,次年四月终于抵达泰山脚下。而那些儒生和方士们仍然没有搞清楚封禅礼仪。刘彻决定不再等待,就分别按照在甘泉20祭祀太一和在汾阴祭祀后土的礼仪行封、禅之礼。其间,他单独与宠爱的霍嬗一同登上泰山,霍嬗是霍去病的儿子,此时只有十岁,在父亲死后袭爵冠军侯。两人在山上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因为霍嬗不久之后突然暴病而死21。总之,封禅泰山就这样结束了。

就在刘彻得意扬扬地在泰山封禅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已在洛阳病危。刚刚游历天下回到长安的司马迁火速赶到父亲病榻之前,才知道父亲竟然是因为没能跟随刘彻参加封禅而激愤发病。

封禅泰山连基本的礼仪都没有搞清楚,至于令司马谈激愤至此吗?弥留之际,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吐露了缘由。原来,司马家族从周代就担任太史,“典天官事”,“天官事”可以理解为“占星术”,因为古代把星图的星宿看成是天官,通过占星可以察知人间政事,也能通晓历法的秘密。

所以太史令是非常重要的神职人员,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担负着协助天子观象授时、制定历法的重要使命22,进一步说,是辅助天子受命于天的“专业人士”。现在汉家终于封禅,意味着天下将会“更始”,也就是重新开始,这才是真正的建国大业。按照太史的职责,司马谈理应参与,甚至陪同天子登山,引导天子观象授时。结果连跟随的资格都没有,这说明太史令这一职责已经不再重要,或者说,虽然重要但不再由太史令垄断,皇帝本人说了就算。

于是,刘彻成了汉朝第一个通过封禅泰山而宣称受命于天的皇帝。刘氏家族从此不再是一个造反起家的暴发户,也不是先秦旧贵族的延续,而是由上天认可的神圣家族。在法家帮助刘氏皇族“建政”、建立专制集权帝国的同时,儒家终于可以在刘氏皇族的“建国”大业上展示自己的用处。

但是,汉家的“建国”并不是要建立儒家国度,刘彻对儒家的态度在封禅之事上已展示得淋漓尽致。连不喜儒家的汲黯,也曾当面对刘彻说: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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