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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甲骨文·冷戰,間諜,納粹,槍手(全4冊 )

格式:EPUB/MOBI/AZW3



內容簡介:


《間諜與叛徒:改變歷史的英蘇諜戰》

意外上鎖的門,過於繁忙的機場大廳……在克格勃資深情報幹部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看來,莫斯科的一切都暗藏危險。在鐵幕之下,這位天生的克格勃間諜為何與軍情六處接觸,成為英國情報部門在蘇聯內部的重要信源?在超級大國即將擦槍走火的重大危機面前,他又如何遊走在東西兩大陣營之間,讓世界免遭核戰爆發的厄運?當戈爾季耶夫斯基最終選擇逃離蘇聯,軍情六處如何幫他在克格勃的監視下瞞天過海,最終出賣他身份的人又是誰?《痞子英雄》作者本·麥金泰爾用令約翰·勒卡雷贊嘆不已的筆法,講述了這位王牌間諜在蘇聯與英國之間出生入死的傳奇歷程。

《納粹獵人》

當紐倫堡審判結束、冷戰開始後,戰勝國失去了起訴納粹戰犯的興趣。大量低級別罪犯混入了渴望在歐洲開啟新生活的人群,而自覺處境更危險的戰犯則逃離了歐洲大陸。被稱為納粹獵人的這群人拒絕遺忘納粹的罪行,決心找尋其蹤跡,哪怕追到天涯海角。最初,他們想要復仇,但不久後,故事就變成了一場尋求正義的不懈鬥爭。在二戰結束七十多年後的今天,漏網的納粹所剩無幾,追捕行動基本結束,納粹獵人的時代也臨近終結。他們的傳奇如今就完整地呈現在這裏。

《毒槍手:慕尼黑的秘密間諜》

1961年8月,在柏林墻即將開建的幾個小時前,一位名叫斯塔申斯基的克格勃間諜叛逃至西方。冷戰期間轟動一時的間諜案由此引爆。歷史學家沙希利·浦洛基利用斯塔申斯基受審時的證詞、中央情報局的最新解密文件、德國和波蘭的相關檔案、克格勃官員的訪談和回憶錄,以及自己走訪所搜集的資料,用學術的眼光抽絲剝繭地尋找間諜案的真相,生動再現冷戰時期間諜活動的秘密世界,亦揭示了東西方陣營間的復雜博弈關系。

《午夜將至:核戰邊緣的肯尼迪、赫魯曉夫與卡斯特羅》

記者邁克爾·多布斯用時兩年探訪古巴、俄羅斯、美國等國,搜集和查閱英語、俄語、西班牙語等多語種的檔案資料,全面地還原赫魯曉夫、肯尼迪和卡斯特羅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的真實面貌,如赫魯曉夫企圖摧毀美國關塔那摩海軍基地的計劃,古巴境內蘇聯核彈頭的處理辦法,以及一架迷路誤入蘇聯上空的U-2偵察機的精彩故事。本書一經出版,便在歐美國家獲得廣泛的贊譽,榮獲《華盛頓郵報》年度最佳圖書和《聖路易斯郵報》年度最佳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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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摘錄:


1 克格勃

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天生就是當克格勃特工的料;克格勃培養了他,鐘愛他,但他也被其所扭曲、貶損,並且差點被克格勃毀了。這個蘇聯間諜機構已經滲入他的血脈。他的父親畢生為情報機構工作,每天都會穿著克格勃的制服,包括周末。戈爾季耶夫斯基一家和其他克格勃人員住在國家分配的公寓樓裏,吃的是專門為情報官員準備的特供食品,在閑暇時會和其他間諜家庭一起進行社交活動。戈爾季耶夫斯基就是一個克格勃的孩子。

克格勃全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omitet Gosudarstvennoy Bezopasnosti),是有史以來最復雜且最有影響力的情報機構。作為斯大林時代情報機構的直接繼承者,克格勃既是一個國際國內情報搜集機構,也是政治警察及國家安全機構。它神秘且無處不在,觸角伸入並控制了蘇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為對敵國開展間諜及反情報行動,克格勃在全球招募代理人並安插間諜,廣泛地搜集、收買和竊取軍事、政治與科技機密。鼎盛時期的克格勃擁有一百多萬名情報官員、代理人和線人,沒有哪個組織能像克格勃一樣深刻地塑造了蘇聯社會。

對西方而言,克格勃的字母縮寫KGB簡直就是國內恐怖、對外侵略與政權顛覆行動的代名詞。但在那些生活在其嚴苛統治下的人眼中,克格勃卻並非如此。當然,它帶來了恐懼與順從,但它也被譽為蘇維埃的近衛軍,是抵禦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侵略的堅固堡壘和共產主義的守護者。克格勃的精英身份和特權勢力讓他的成員們備受仰慕,並頗感自豪。那些加入克格勃的人將畢生為這個組織工作。“根本沒有前克格勃人員這種說法。”前克格勃情報官員弗拉基米爾·普京曾這樣說過。這是一個高級俱樂部,成員一旦加入就無法離開。對擁有足夠才幹與雄心的人而言,加入克格勃意味著榮耀與責任。

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從事其他工作。

他的父親名叫安東·葉夫根耶維奇·戈爾季耶夫斯基(Anton lavrentyevich Gordievsky),是一名鐵路工人的兒子,曾是一名教師,直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將他轉化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一名意識形態教條的嚴格執行者。“蘇聯共產黨就是上帝。”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後來如此指出。他的父親從未動搖自己的信仰,即使這種信仰要求他參與無法言喻的罪行。1932年,他參與實施了對哈薩克斯坦的“蘇維埃化”,有組織地征收農民的食物,以供給蘇聯軍隊和城市。成千上萬人死於因此導致的饑荒。安東近距離目睹了這場由國家意誌引起的災難。同年,他加入了國家安全部,後來又加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斯大林時代的秘密警察機構,也是克格勃的前身)。作為政治指導處的一名官員,他負責政治紀律與思想宣導。安東娶了奧爾加·尼古拉耶夫娜·戈爾諾娃(Olga Nikolayevna Gornova),一名24歲的統計員,夫妻二人搬到了莫斯科專供情報系統精英居住的一棟公寓。他們的長子瓦西裏於1932年呱呱落地。戈爾季耶夫斯基一家在斯大林體制下飛黃騰達。

當斯大林同誌表示革命面臨來自內部的致命威脅時,安東·戈爾季耶夫斯基做好了清除叛徒的準備。大批“國家敵人”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中被處決,包括具有嫌疑的第五縱隊分子和隱藏的托派分子、恐怖分子和破壞分子、反革命間諜、黨和政府官員、農民、猶太人、教師、將軍、知識分子、波蘭人和紅軍士兵等,其中大多數人是全然無辜的。在斯大林時代偏執多疑的警察國家體制下,確保生存的最安全方式就是揭發他人。內務人民委員部首腦尼古拉·葉若夫曾說,“寧可讓十個無辜的人遭罪,也不能放過一個真正的間諜”;“當你砍樹時,碎屑自然會飛濺出來”。但如同所有其他革命一樣,革命者自己不可避免地會成為被革命的對象。內務人民委員部內部也展開了調查與清洗。在大清洗的高潮時刻,戈爾季耶夫斯基所住的公寓樓在六個月內被搜查了十多次。逮捕在晚上進行:家裏的男人首先被帶走,之後是其他人。

在這一時期,安東·戈爾季耶夫斯基有可能將一些人指認為國家公敵。他說:“內務人民委員部總是對的。”這一結論既可以理解,又完全錯誤。

安東·戈爾季耶夫斯基的次子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出生於1938年10月,此時“大恐怖”逐漸平息,戰爭的陰雲日漸迫近。對朋友和鄰居來說,戈爾季耶夫斯基一家似乎是蘇聯公民的完美範本:他們意識形態純正,忠於黨和國家,現在又有了兩個健壯的兒子。奧列格出生七年後,小女兒瑪麗娜(Marina)誕生了。戈爾季耶夫斯基一家人過著安穩富足的特權生活。

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戈爾季耶夫斯基家美好的表象之下存在著深深的裂痕,隱藏著各種騙局。安東·戈爾季耶夫斯基從不會談論他在饑荒、大清洗及恐怖統治時期的所作所為。老戈爾季耶夫斯基是一名典型的“蘇維埃人”,一個順從的國家公務員。但在內心深處,他感到恐懼和害怕,也許還因內疚而不安。奧列格後來發現父親是一個“戰戰兢兢之人”。

相比之下,奧列格的母親奧爾加·戈爾季耶夫斯基似乎沒有那麽馴服。她從未入黨,也不相信內務人民委員部毫無瑕疵。她父親的水磨曾被強行沒收;她的兄弟因為批評集體農莊政策,被流放至東西伯利亞的古拉格勞改營;她目睹了很多朋友在夜晚從家中被人帶走。出於一個農民根深蒂固的常識觀念,她深知這種國家機器擁有反復無常與惡意報復的習性,但她保持了緘默。

奧列格和瓦西裏年齡上相差六歲,他們都在戰爭中長大。小戈爾季耶夫斯基童年最早的記憶之一就是看到成排的邋遢不堪的德軍戰俘在莫斯科街道遊街示眾,“他們被綁了起來,像動物一樣受到看管”。父親安東經常長時間不在家,在部隊中宣講黨的意識形態。

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認真地學習共產主義的正統思想:他就讀於130學校,在那裏,他的歷史和語言天賦初露端倪;他也學習了國內外共產主義英雄人物的事跡。盡管對西方的真實情況所知甚少,他還是對外國很感興趣。六歲時,他就開始看《不列顛盟國》(British Ally)了,這是英國大使館為了增進英蘇之間的理解而發布的一份俄語宣傳冊。他還自學了德語。和所有蘇聯青年被期盼的一樣,他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父親帶回家三份官方報紙,對其中的政治宣傳內容大表贊揚。內務人民委員部改組為克格勃,安東·戈爾季耶夫斯基服從了組織的安排。奧列格的母親只會偶爾在低聲細語的抱怨中悄聲表達不滿。在蘇聯,宗教信仰是非法的,兩個男孩從小就是無神論者,但他們的外婆偷偷地讓瓦西裏受洗皈依了東正教;如果不是被大驚失色的父親發現並勸阻,奧列格也會受洗成為基督徒。

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在一個充滿欺騙卻親密友愛的家庭中長大。安東·戈爾季耶夫斯基尊重黨,以一名無畏的共產主義擁護者自居,但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目睹了恐怖事件的怯懦之人。奧爾加·戈爾季耶夫斯基是完美的克格勃特工之妻,但在暗中鄙棄蘇聯體制。奧列格的外婆違背國家法律規定,偷偷地敬奉上帝。家裏的大人們都沒有在彼此之間或向任何外人表露過自己的真情實感。斯大林治下的蘇聯強調令人窒息的一致性,一個人偷偷地持有不同信仰是可能的,但對此開誠布公就太危險了,即便對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奧列格從小就發現,一個人可以過一種雙面生活:在愛身邊人的同時,隱藏真實的內在自我;在外部世界面前是一種人,內心卻截然不同。

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從學校畢業時獲得了一枚銀質獎章,當上了共青團的負責人,他能幹、聰明、體魄健壯,唯命是從、不標新立異,完全是蘇聯體制的產物。但他也學會了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盡管表現不同,但他的父親、母親和外婆都戴著面具生活。年輕的戈爾季耶夫斯基從小就在各種秘密中長大。

1953年,斯大林逝世。在三年後的蘇共二十大上,斯大林的接班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對他進行了批判。安東·戈爾季耶夫斯基對此大吃一驚。他的兒子相信,對斯大林的官方批判“強有力地消解了自己的意識形態與哲學理念”。安東不喜歡這樣的變化,但他的兒子奧列格卻為此感到高興。

“赫魯曉夫解凍”(Khrushchev Thaw)的持續時間不長,也有很多局限性,卻是一個真正的解放時期。這個時期蘇聯的審查制度變得寬松,數千名政治犯得到釋放。對蘇聯人而言,這是一段充滿朝氣與希望的好時光。

17歲時,奧列格考取了著名的莫斯科國立國際關系學院。在這裏,令人振奮的新環境促使他與同學就如何締造一種“更人性的社會主義”展開了熱烈討論。他沒有適可而止。母親的一些離經叛道的思想開始在他身上體現出來。一天,他寫了一篇文章,用稚嫩的筆法捍衛自由與民主,而這些概念是他根本不了解的。他將文章內容錄制到語音教室,並播放給一些同學聽。同學們十分震驚。“你必須馬上毀掉這份材料,奧列格,以後也別再提這些事了。”奧列格突然感到恐懼,但與此同時,他也懷疑是否有同學向當局揭發了他的“激進”思想。克格勃在國際關系學院裏也安插了間諜。

1956年,蘇聯坦克開進匈牙利,鎮壓遍及該國全境的反蘇暴動。這一殘酷的事實體現了赫魯曉夫改革思想的局限性。盡管蘇聯的審查制度和宣傳機構號稱海納百川,但鎮壓暴動的新聞報道還是經過了過濾。奧列格想起了接踵而至的高壓舉措,“所有的暖意都消失了,寒冬已經來臨”。

莫斯科國立國際關系學院是蘇聯最優秀的大學之一,被亨利·基辛格稱作“俄國的哈佛”。該院校直屬於蘇聯外交部,是蘇聯外交官、科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家和間諜的搖籃。在極具意識形態色彩的視角下,戈爾季耶夫斯基學習了歷史學、地理學、經濟學和國際關系學。學院能夠教授多達56門語言,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學都多。語言技能有助於學員進入克格勃工作和到情報工作目標國完成任務。戈爾季耶夫斯基的德語已很流利,他本想學習英語,但學習英語的學員過多,報不上名。“學瑞典語吧,”已經加入克格勃的哥哥建議道,“這是進入其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敲門磚。”戈爾季耶夫斯基接受了哥哥的建議。

學院圖書館收藏了一些外國報紙與期刊,盡管內容被大量刪減,還是能夠提供關於外部世界的一些情況。戈爾季耶夫斯基開始小心翼翼地閱讀這些材料,因為對西方國家的情況公開顯露興趣會引起蘇聯當局的懷疑。有時,戈爾季耶夫斯基會在夜裏偷偷收聽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頻道或美國之音的節目,盡管蘇聯的審查機構實施了無線電幹擾,讓國內聽眾只能收聽到“最基礎、最模糊的一抹事實真相”。

和所有人一樣,晚年的戈爾季耶夫斯基傾向於通過自身經歷審視過往,認為自己內心早已偷偷種下了反抗的種子,相信自己的性格註定了自己的命運。但事實並非如此。在學生時代,他是一名忠誠的共產主義者,熱切地希望像父親和哥哥那樣進入克格勃,為蘇維埃政權服務。匈牙利暴動打破了他對未來的設想,但還不是顛覆性的。“我還是體制內的一分子,但我的幻滅感與日俱增。”在這一點上,他和同時代的很多同學並無二致。

19歲時,戈爾季耶夫斯基參加了一次越野跑活動。這項運動的孤獨感吸引了他,長時間的劇烈節奏感以及和自己身體的競爭,都是對個人極限的一種考驗。奧列格本應善於交際,對女性和輕佻之輩具有吸引力。他的相貌非常英俊,頭發茂密,性格開朗,非常溫柔。休息時,他表情嚴肅,但當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畫面進入他的眼簾,他也會露出笑容。和大家一起時,他通常顯得隨和友好,但他的內心深處也藏有強硬而隱秘之處。他並不孤獨,也不是什麽獨行俠,但他在獨處時感到很舒服。他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出於自我完善的渴望,奧列格相信越野跑是一種“人格建設”。他能沈浸在自己的世界裏,在莫斯科的街道和公園中獨自跑上數小時。

斯坦尼斯拉夫·卡普蘭(Stanislaw Kaplan)是少數與他走得比較近的同學之一。“斯坦達”(昵稱)·卡普蘭是奧列格在大學田徑隊的隊友,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當他作為來自蘇東集團的數百名優秀學員之一來到莫斯科國立國際關系學院時,他已經獲得了布拉格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的學位。和其他來自蘇東陣營新成員國的人一樣,卡普蘭的“個性並未被扼殺”,戈爾季耶夫斯基多年後如此寫道。卡普蘭比奧列格大一歲,受訓成為一名軍事翻譯員。兩個年輕人發現,他們擁有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看法。戈爾季耶夫斯基在回憶錄中寫道:“卡普蘭擁有自由派思想,對官方路線懷有很深的疑慮。”戈爾季耶夫斯基對卡普蘭的直率主張感到興奮,但也有些恐慌。憑借較深的膚色和英俊的外貌,斯坦達很受女性歡迎。兩人成了至交,他們一起跑步,一起追女孩,一起在高爾基公園附近的一家捷克餐廳用餐。

被奧列格奉為偶像的哥哥瓦西裏也對他產生了同樣重要的影響。當時,瓦西裏正在接受訓練,以成為一名“非法特工”,即蘇聯在全球範圍內部署的無數深度臥底特工的一員。

克格勃海外間諜包括兩種類型。第一種在正式身份的掩護下從事間諜活動,可以是蘇聯外交或領事人員、文化參贊或軍事武官、特派新聞記者或貿易代表。外交保護意味著如果他們的間諜活動被發現,這些“合法”的間諜不會因從事間諜活動而受到起訴,只能被宣布為“不受歡迎之人”,驅逐出駐在國。與之相對,還有一種“非法”間諜(俄語為Nelegal)沒有官方身份,通常使用假護照和化名執行海外任務,悄無聲息地滲入其所指派的任何國家。(在西方,此種間諜被稱作NOC,即沒有外交身份掩護的情報人員。)克格勃在全球安插此類間諜,他們假扮為普通公民,隱姓埋名且極具破壞性。和“合法”間諜一樣,他們搜集情報,招募線人,實施各種間諜活動。有時,他們會作為“休眠者”長期潛伏,在有需要時才從事間諜活動。他們也是潛在的第五縱隊人員,隨時準備在東西方開戰之際投入戰鬥。“非法特工”的活動在官方監管之外,因此無法通過可被追查的方式獲得資助,也無法通過安全的外交渠道進行情報交流。但和特派到使館的間諜不同,他們很少留下可供反情報調查人員跟蹤的痕跡。每一個蘇聯駐外使館都常設一個克格勃小組,其中安插了多名偽裝成各種官方身份的克格勃人員,他們都聽命於一位負責人(相當於軍情六處的工作站站長或中情局站長)。西方反情報機構面臨的一項任務就是分辨出哪些蘇聯官員是真正的外交官,而哪些人其實是間諜。至於追查那些“非法特工”就困難得多了。

第一總局(the First Chief Directorate)是克格勃負責對外情報的部門。其中,S局(S意為“特別”)負責培訓、委派和管理非法特工。1960年,瓦西裏·戈爾季耶夫斯基被正式招募進入S局工作。

克格勃在國際關系學院設立了一間辦公室,駐有兩名官員,負責物色潛在的招募對象。瓦西裏曾對S局的上級提起過自己的弟弟,說他熟悉多種語言,可能會對克格勃的工作感興趣。

1961年初,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被邀請到克格勃內部進行了一次談話,之後被告知到捷爾任斯基廣場克格勃總部附近的一棟大樓去。在那裏,一名中年女性用德語禮貌地對他進行了一輪面試,並稱贊了他的德語水平。從那一刻起,他就成了克格勃系統的一員。戈爾季耶夫斯基沒有尋求加入克格勃;這不是一個可以申請加入的俱樂部。只有它能選擇你。

當戈爾季耶夫斯基被派往東柏林進行為期六個月的工作實習,在蘇聯大使館當翻譯時,他的大學時光已經接近尾聲。第一次出國的經歷讓戈爾季耶夫斯基感到非常興奮,受召到S局就東德的情況作簡單匯報,更讓他激動不已。雖然民主德國是蘇聯的衛星國,但它並沒有因此逃脫克格勃的關註。哥哥瓦西裏已經作為特工居住在那裏。奧列格欣然同意與哥哥聯系,並為新的非官方雇主完成幾項“小任務”。1961年8月12日,戈爾季耶夫斯基抵達東柏林,前往卡爾斯霍斯特郊區受克格勃管轄的一處學生旅社。

1961年的前幾個月裏,大批東德人通過西柏林湧入西方。截至1961年,共有350萬東德人逃離,約占東德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戈爾季耶夫斯基一天早上醒來,發現東柏林出現了大批推土機。東德政府在莫斯科的指示下,開始采取極端手段阻止人口逃離:他們修建了柏林墻(Berlin Wall),通過這一物理屏障將東柏林和東德其他地區與西柏林阻隔開來。150多英裏長的柏林墻由混凝土建造,布滿了鐵絲網、地堡、反載具戰壕和圍欄,是鐵幕的實體象征。

戈爾季耶夫斯基驚恐地發現,東德工人毀壞了邊境沿線的街道路面,使車輛無法通行,軍隊隨後鋪開了數英裏長的帶刺鐵絲網。一些東德人意識到他們的逃跑之路即將關閉,為了自由拼死一搏,試圖爬過路障或遊過邊界的運河。警衛沿著邊界排成一排,奉命向任何試圖越界跑到西德的人射擊。這座新修建的墻深深震撼了22歲的戈爾季耶夫斯基:“只有一座真正的屏障,加上瞭望塔裏荷槍實彈的警衛,才能讓東德人待在他們的社會主義天堂裏,不讓他們逃往西方。”

戈爾季耶夫斯基雖然對突然開始修建的柏林墻感到震驚,但這並未阻止他忠誠地執行克格勃的命令。對威權的恐懼是一種本能,服從的習慣早已養成。S局向他提供了一名德國女性的名字,她曾是一名克格勃線人;戈爾季耶夫斯基的任務是摸清她的底細,搞清她是否準備繼續提供情報。奧列格通過當地警察局找到了她的地址。為他開門的中年女性似乎對一位手捧鮮花的小夥子的突然造訪並不感到意外。不到一杯茶的工夫,她就明確表示,自己準備繼續和克格勃合作。戈爾季耶夫斯基很快完成了第一份克格勃工作報告。這距離他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麽才過去了幾個月的時間:“當時接受忠誠測試的人是我,而不是那個德國女人。”

1961年聖誕節,他和哥哥瓦西裏取得了聯系,瓦西裏當時正以偽造的身份居住在萊比錫。奧列格沒有向瓦西裏透露他對修建柏林墻感到的恐懼。哥哥已經是一名職業克格勃情報官員,不會容忍這種思想立場的動搖。正如他們的母親沒有向丈夫透露自己的真實情感一樣,兄弟二人也互相保有自己的秘密:奧列格不知道瓦西裏到底在東德做什麽,瓦西裏也沒有察覺到奧列格的真實想法。二人觀看了一場聖誕清唱劇演出,奧列格因此“大受震動”。相比之下,俄羅斯似乎是一片“精神荒漠”,那裏只能演奏得到官方認可的作曲家的作品。像這部巴赫作品一樣處於“階級敵對”立場的宗教音樂遭到嚴禁,因為它代表了墮落的資產階級趣味。

在東德的幾個月對戈爾季耶夫斯基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目睹了敵對意識形態給歐洲帶來的具體和象征性差異,品嘗了在莫斯科遭到禁止的文化碩果,還正式開始從事間諜工作。“當時我初次體驗了自己在加入克格勃之後可能從事的工作,這令我感到興奮。”

事實上,他已經是克格勃的一員了。

回到莫斯科後,戈爾季耶夫斯基被告知於1962年7月31日到克格勃進行述職報告。為什麽他要加入一個其所秉持的意識形態已經開始受到他質疑的組織呢?克格勃的工作內容充滿魅力,並承諾提供出國的機會。地下工作的隱秘性自有其誘人之處,而奧列格自己也充滿雄心。他認為,克格勃可能會發生變化,他自己也會改變,蘇聯也可能產生變革。此外,這份工作報酬豐厚,能讓他享受特權。

當奧爾加·戈爾季耶夫斯基得知自己的二兒子也要加入情報機構,走上父親和哥哥的老路時,她感到沮喪。有一次,她公開表達了對政府及執行高壓政策的機構的憤怒之情。奧列格指出,他不會為負責國內工作的克格勃組織工作,而是到駐外部門第一總局,這是一個由講外語的知識分子組成的精英組織,從事對技能和受教育程度要求很高的高端工作。“這有點不像傳統的克格勃,”他對母親說,“這是真正的情報和外交工作。”奧爾加轉身離開了房間。父親安東·戈爾季耶夫斯基沈默不語。奧列格覺得父親並沒有因此而感到驕傲。多年後,當他對斯大林的政策有了一個全面認識時,戈爾季耶夫斯基覺得當時快要退休的父親對“克格勃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愧,害怕和自己的兒子談論克格勃的工作”。此外,作為克格勃的骨幹,安東·戈爾季耶夫斯基當時或許正努力想要維持自己的兩面人生,所以他心中充滿恐懼,沒有提醒兒子為未來做好準備。

在作為蘇聯普通公民的最後一個夏天裏,戈爾季耶夫斯基和斯坦達·卡普蘭一起參加了學校在黑海邊舉行的假日野營。卡普蘭決定暫緩一個月回國加入捷克斯洛伐克令人生畏的情報機構——國家安全局(StB)。兩位友人很快就會成為同事,蘇東集團情報戰線的盟友。在一個月裏,他們松樹下宿營,每天跑步,遊泳,曬太陽,談論女人、音樂和政治。卡普蘭對蘇聯的制度愈發不滿。戈爾季耶夫斯基對卡普蘭對自己這種危險的信任感到受寵若驚:“我們之間存在一種默契,一種信任。”

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後不久,卡普蘭給戈爾季耶夫斯基寫了一封信。除了談論自己遇到的那些女孩的緋聞以及兩人團聚時將享受的歡樂時光外(“我們會喝光布拉格所有酒吧和酒窖裏的酒”),卡普蘭提出了一個重要請求:“奧列格,你能弄一份刊載葉夫圖申科所寫關於斯大林的詩歌的《真理報》嗎?”這首飽受爭議的詩是葉夫根尼·葉夫圖申科(Yevgeni Yevtushenko)所寫的《斯大林的繼承者們》,這首詩是這位極為大膽且極有影響力的蘇聯詩人對斯大林主義的正面抨擊。詩文主旨在於請求蘇聯政府確保斯大林永遠“不會復活”,向一些領導人對斯大林時代的懷念之情發出了警告:“談到過去,我指的是無視人民的福祉、栽贓陷害和監禁無罪之人……‘幹嗎在意這些?’有人會問,但我不能無動於衷。/因為斯大林的後繼者陰魂不散。”這篇詩文在蘇共官方報紙刊登,引起了一陣轟動,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刊行。“該詩對我們一些人沖擊很大,他們都帶著某種不滿情緒。”卡普蘭在給戈爾季耶夫斯基的信中如此寫道。他說想要將該詩的捷克語譯本與俄語原版進行比較。但實際上,卡普蘭在寫給朋友的信中另有所指,兩人都對葉夫圖申科所表達的情感感同身受,和詩人一樣,他們不會對斯大林遺留影響的肆虐坐視不管。

克格勃“紅旗”精英培訓學院位於莫斯科北面50英裏外的密林深處,代號101學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代號與喬治·奧威爾《1984》中的101房間重名(這純屬無意的巧合)。在101房間的地下審訊室,犯人們置身於最悲慘的噩夢之中,之後只能乖乖地放棄抵抗。

在這裏,戈爾季耶夫斯基和另外120名接受培訓的克格勃軍官將掌握蘇聯諜報手段的最高機密:情報與反情報、招募與使用間諜、有官方身份掩護的間諜和非法間諜、特工與雙面特工、武器的使用、徒手格鬥與偵察,以及這門神秘行當裏的種種本領和行話。101學校最重要的培訓內容是如何識別並擺脫監視,即所謂“幹洗”(克格勃術語稱作proverka):這種技巧包括如何確認自己被跟蹤了,並以一種看似巧合而非故意的方式來躲避監視,因為一名明顯“意識到自己被監視”的目標對象很可能是一名受過培訓的情報密探。“情報人員的一舉一動不應引起他人的懷疑,”克格勃教官強調,“如果監視機構發現一名外國人明目張膽地擺脫盯梢,這只會刺激他們更加隱秘、更加耐心,並且更別出心裁地開展監視工作。”

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即便自己已受到監視)和間諜取得聯系,是每一項秘密行動的關鍵所在。在西方間諜界,執行隱秘任務的情報官員或特工開展的就是所謂“黑色行動”。在反復測試後,克格勃學員將會在一個特定地點與特定人員取得聯系,投放或接收情報,確認自己是否遭到跟蹤,並在確定被跟蹤時以看似不經意的方式甩掉尾巴,安全抵達指定地點。克格勃第七局負責監控。在跟蹤嫌疑人方面訓練有素的專業監控人員會參與到訓練中。每天訓練結束後,受訓學員和監控小組都會交換意見。“幹洗”是一項令人疲憊不堪、充滿競爭、耗費時間且勞心費神的工作,但戈爾季耶夫斯基發現自己精於此道。

奧列格學會了如何設置一個“標誌性指示”,即在公共場所留下秘密暗號——比如路燈桿上的粉筆印——漫不經心的觀察者不會留意這些標記,但間諜會明白這表示在某一時間地點碰頭;如何做到“擦肩而過”,將信息或物品交給他人而不被發現;如何“間接傳遞”,即不直接接觸,而是將信息或現金置於某一特定地點,讓對方拾取。奧列格還學習了密碼加密和解碼、識別信號、秘密書寫、微點照片的事前準備、拍攝和偽裝技術。學院還教授經濟學與政治學知識,並對年輕特工進行意識形態教育,以鞏固他們的政治信念。奧列格的一名同學對此評價道:“這些陳腐的準則和理論就像儀式咒語一樣,無異於時刻表示自己的忠誠。”已經到國外執行過任務的資深克格勃情報官員會對學員教授西方文化和相關禮儀,以讓新學員更好地認識貪圖享受的資本主義生活,做好與其鬥爭的準備。

戈爾季耶夫斯基開始使用第一個化名。蘇聯和西方情報機構在選擇假名時使用同樣的方法——它應與真名相近,使用一樣的首字母,因為這樣的話,如果有人使用你的真名給你寄信,那些只知道你化名的人很可能會以為是自己聽錯了。戈爾季耶夫斯基使用的假名是“戈迪耶捷夫”(Guardiyetsev)。

和其他學員一樣,戈爾季耶夫斯基宣誓永遠忠於克格勃:“我承諾願為捍衛國家流盡最後一滴血,保守國家秘密。”他在宣誓時毫無遲疑。他還加入了蘇聯共產黨,這是加入克格勃的前提條件。他可能心存疑慮——很多人都會如此——但這並未阻止他誠心誠意地加入克格勃和蘇聯共產黨。另外,克格勃的工作令人興奮不已。因此,與奧威爾筆下的噩夢截然不同,在101學校為期一年的培訓,是戈爾季耶夫斯基年輕時最愉悅的一段時光,充滿了興奮與期待。他和他的同學們因為才智過人和對官方路線的忠誠服從,以及情報人員普遍具備的冒險精神,被克格勃選中。“我們選擇了克格勃,因為它明確提供了未來行動的前景。”保密性將他們緊緊黏合在一起。即使奧列格的父母對他所在何處或從事何種工作也所知甚少。“進入外國情報處(FCD)服役是國家安全部門大多數年輕情報員隱藏而又公開的夢想,但只有少數人配得上這一榮譽,”和奧列格差不多同一時間進入101學校,後來成為克格勃將軍的列昂尼德·舍巴爾申(Leonid Shebarshin)說,“這份……工作以其自身的傳統、紀律、慣例及特殊的職業語言,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同誌情誼,把情報官員們團結起來。”到1963年夏天,戈爾季耶夫斯基已經完全融入了克格勃這一大家庭。他衷心發誓為捍衛祖國戰鬥到生命最後一刻,保守最後的秘密。

瓦西裏·戈爾季耶夫斯基為外國情報處主管“非法特工”的S局努力工作。他開始染上酗酒的習慣——在成功完成任務後喝伏特加喝到酩酊大醉,不一定是什麽壞事。作為一名沒有官方身份掩護的特工,他居無定所,使用不同的化名為地下情報網絡服務,並向其他隱藏的特工傳遞信息和資金。瓦西裏從未告訴弟弟自己的工作內容,但他會隱晦地提到一些異域地名,比如莫桑比克、越南、瑞典和南非。

奧列格希望像哥哥那樣在激動人心的海外地下情報界施展拳腳。然而事與願違,他奉命到莫斯科的S局報到,負責給其他“非法特工”準備文件材料。為了掩蓋自己的失望情緒,1963年8月20日,戈爾季耶夫斯基穿上了最好的一套西裝,去克格勃總部報到履職。建築群坐落在克裏姆林宮(Kremlin)附近,既包括監獄,也有檔案館,更是蘇聯情報機構繁忙的神經中樞。在克格勃總部的中心位置坐落著陰森的盧比揚卡(Lubyanka),這座新巴洛克式建築最初是全俄保險公司(All-Russia Insurance Company)的辦公地點,現在盧比揚卡的地下室已成為克格勃的刑訊室。克格勃官員將控制中心稱作修道院(The Monastery),或只稱其為“中心”。

去迷人的海外國家執行秘密任務的希望落空後,戈爾季耶夫斯基不得不深陷於處理文件的雜務之中,成了一名負責填寫各種表格的“苦役”文書。每名非法特工都需要一個偽裝人格,一個令人信服的背景故事,一個具備完整個人檔案和偽造文書的新身份。上級需要對每名非法特工進行供給、指導和資助,對暗號標記點、秘密投遞點及擦身而過傳遞便條進行一系列復雜的安排。英國被認為是安插非法特工的天堂,因為英國沒有身份證制度,沒有中央人口登記局。西德、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都是諜報工作的重要目標。奧列格負責對德業務,每一天的工作內容就是憑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人。在兩年時間裏,他過著一種兩面人生,一方面向國外派遣偽造身份的間諜,一方面和回國人員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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