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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奧斯曼帝國

格式：EPUB/MOBI/AZW3

內容簡介：

在16世紀奧斯曼帝國鼎盛時期，它曾是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帝國。它的一舉一動，對歐亞大陸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但它卻漸漸衰落，淪為備受歐洲壓迫、剝削的“歐洲病夫”，並最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崩潰。

本書主要講述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自13世紀末建國起，至1927年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發表偉大演說之間的悠久歷史，用16個章節敘述了奧斯曼帝國歷史發展的脈絡，有早期奧斯曼蘇丹為領土擴張、國家強盛所做的各種努力，奧斯曼人在面對西方國家的挑戰時的各種反應，也有奧斯曼末期各種勢力挽救國家於頹敗的努力，並在其中展現了奧斯曼的成就與文明特色。

本書筆法生動，內容翔實，並是英語世界第一本大量運用奧斯曼土耳其語原始材料寫成的奧斯曼通史。不同於過去西方學者的著作，它試圖以一種更加中立的角度敘述這段長達6個世紀的歷史，在土耳其頗受歡迎，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的大力推薦。

作者簡介：

卡羅琳·芬克爾是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奧斯曼史博士，奧斯曼研究專家，在伊斯坦布爾生活多年。其他著作包括土耳其語寫作的《戰爭的管理：奧斯曼在匈牙利的軍事行動1593—1606》與《奧斯曼及其周邊地區的地震15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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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摘錄：

同儕之首

奧斯曼帝國終結的確切日期可以追溯，而奧斯曼的起源則被各種傳說覆蓋，人們難窺其原貌。

1923年10月29日，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就任土耳其共和國總統。土耳其共和國的合法性來自人民主權，其領土局限於國際認可的邊界範圍內。早在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共和國的擁護者就已經推翻了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僅保留其作為哈裏發的宗教職責；1924年3月3日這一職務也被廢除。隨之，他們也就拋棄了這樣一種觀念，即他們正在塑造的這個國家的存在是基於帝國政治與天賦神權的。

1927年10月15至20日之間，穆斯塔法·凱末爾在議會發表了冗長的演說。這場演說在土耳其無人不知，泛以“那個演說”稱之。他在演說中闡述了他們這代人為什麼拒絕承認奧斯曼帝國那段陳腐而無益的歷史。凱末爾在掌權的頭幾年裏致力於一系列的改革——他稱之為“革命”，用以幫助土耳其人民摒棄前朝的帝國傳統，擺脫神職人員的苛政，擁抱現代世界。

直至近年，土耳其才能正視自己的歷史。在此之前，它的歷史不過是一個伊斯蘭帝國崛起和悲慘傾滅的古老故事。這個帝國在16世紀鼎盛時期，曾經擁有能與古羅馬帝國抗衡的強大國力，但由於自身的內在缺陷，它未能跟上西方基督教世界發展的步伐。幾個世紀以來，奧斯曼帝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不僅對歐洲，同時也對伊朗和其他伊斯蘭國家造成了軍事上的威脅；奧斯曼的建築師建造了雄偉的清真寺，它們的輪廓構成了伊斯坦布爾和其他許多城市的天際線；帝國的法律體系不斷改變著巴爾幹半島和中東地區復雜的民族問題。為了確切地了解奧斯曼是如何經營管理如此龐大的帝國的，有獨立思維的現代歷史學家開始解讀建築師的大量賬冊和帝國的法律檔案；新一代學者開始從獲得勝利的蘇丹委托編寫的編年史的字裏行間尋覓蛛絲馬跡，意欲探索帝國的史實，而不只是當權家族的歷史；或許最重要的是，他們開始嚴謹地審視被奧斯曼統治過的地區記錄下來的歷史，有時他們的專精素養不遜於西方學者。他們發現，這些記載往往是偏頗且不完整的，因為它們的作者總是霧裏看花或是管中窺豹，要麼將民族傳說當作史實，要麼在未了解奧斯曼人民的筆錄口述的情況下憑空推斷奧斯曼帝國的特點。

在1998年，土耳其共和國慶祝建國75周年之際，他們已經在誌得意滿地規劃盛大慶典，要在公元第二個千禧年前夕紀念奧斯曼帝國建國700周年。為什麼要把公元1299年看作奧斯曼帝國建國的時間點？這一年並沒有發生特殊的戰爭，也沒有宣布獨立或占領哪個堡壘。其實，最簡潔的解讀常常最具說服力：1299年剛好是伊斯蘭教歷①的第699至700年。基於罕見的數學巧合，基督教歷法和伊斯蘭教歷法在同一時間邁進下一個世紀。還有哪個吉祥的年份比這一年更適合用來紀念一個橫跨歐洲和中東的帝國的建立呢？

奧斯曼帝國草創時期，土耳其人正步履蹣跚地忙於建立權威，無暇顧及建國日期應是何時，他們更重視能鞏固他們的統治權力的預兆。對他們而言，帝國的建立確實是源自一場大夢。第一位蘇丹奧斯曼一日夜宿在聖人艾德巴利家中，在夢中：

奧斯曼望見一輪明月自聖人胸中冉冉升起，迎面飛來沈入自己胸中。一棵大樹自他的肚臍長出，樹蔭籠罩全世界。樹蔭之下並有山嶺，條條溪水自各山山腳流出。有人自潺潺溪流中取水而飲，有人徑取溪水蒔花弄草，亦有巧匠引水建造噴泉。奧斯曼醒後，他將夢中所見告知聖人，聖人答曰：“奧斯曼，吾子，恭賀你！真主已將皇帝寶座賜給你和你的子孫後代。我的女兒瑪爾紅亦將成為你的妻子。”1

此類記述最早見於15世紀下半葉，與奧斯曼駕崩的時間（1323至1324年間）相隔約一個半世紀之遙。這個夢境成為帝國最為人樂道的傳說。它喚醒了世俗王權和宗教神權的概念，證明了奧斯曼和他的後代在巴爾幹、安納托利亞以及更遠區域的諸多競爭者手中奪得的領土與權力等顯著的成功是正當的。

* * *

無人能根據最初的奧斯曼歷史預料到土耳其人在接下來幾個世紀裏獲得的偉大成就。大約到1300年，他們仍不過是源自中亞地區的土庫曼（或突厥）部落中的一支，極力爭奪被黑海、地中海和愛琴海環繞的安納托利亞地區的控制權。那裏曾經是羅馬帝國東部的一部分，日後因羅馬帝國東西分裂演變成拜占庭帝國。君士坦丁大帝於公元324年掌權後，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建立了帝國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即今日的伊斯坦布爾），這裏後來成為拜占庭帝國的首都。拜占庭在全盛時期的領土覆蓋巴爾幹半島，並向東延伸至安納托利亞以及現今的敘利亞和其他地區。但是自從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被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騎士們攻陷劫掠，接著又經歷了從1204到1261年的拉丁占領，拜占庭帝國的榮景一去不復返。14世紀初葉，拜占庭帝國版圖已經僅剩君士坦丁堡、色雷斯、馬其頓、今日希臘的大部分，以及安納托利亞西部的一些堡壘和安納托利亞海港。

在奧斯曼崛起之前的幾個世紀裏，土庫曼部落曾經是屢於拜占庭帝國東方邊疆騷擾的野蠻掠奪者。在早期湧入的土庫曼部族裏，塞爾柱突厥人是其中最成功的一支。他們原僅是中亞的遊牧民族，當遠在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政權因內部紛爭而勢微之時，他們隨漫長的遊牧民族遷徙的潮流逐漸向西移入中東和安納托利亞地區。塞爾柱突厥人基本沒有遇到什麼反抗。1071年，在他們的蘇丹阿爾普·阿爾斯蘭的帶領下，塞爾柱突厥人在安納托利亞東部的凡湖之北大敗拜占庭皇帝羅曼努斯四世·戴奧吉尼斯親自率領的拜占庭軍隊，這就是曼齊刻爾特戰役。一條土庫曼移民西遷的暢通無阻的大道就此打開。

伊斯蘭教亦隨著塞爾柱突厥人來到以基督教為主的安納托利亞；有些土庫曼人的先祖早在9世紀——通常是作為雇傭兵——就在阿拉伯核心地區接觸到穆斯林，隨後就皈依了伊斯蘭教；而中亞突厥人大規模的信仰轉變也只是一個世紀後的事情。他們遷徙至安納托利亞是一樁大事。在阿爾普·阿爾斯蘭的繼任者們的帶領下，塞爾柱人在安納托利亞地區站穩了腳跟，並將他們的根據地建立在離君士坦丁堡不遠的伊茲尼克（尼西亞），直到1097年該城被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軍隊攻陷，方才搬遷至安納托利亞中部的科尼亞（以哥念）。大約在同一時期，達尼什曼德埃米爾國的勢力比塞爾柱人更強，控制著安納托利亞北部和中部的廣袤土地；在東北部，薩爾圖克王朝則占據著埃爾祖魯姆，而門居切克人則統治著埃爾津詹；東南部則是在迪亞巴克爾（阿米德）的阿爾圖克人的領土。土庫曼人遷徙的目的地安納托利亞地區的文化與民族構成很復雜，除了信奉伊斯蘭教的土庫曼人外，還有世居此地的庫爾德人、阿拉伯人、希臘人及猶太人。拜占庭在西邊，奇裏乞亞及敘利亞北部的則是亞美尼亞人和十字軍國家，南方則是立都開羅的伊斯蘭國家馬穆魯克王朝。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塞爾柱人接收了逐漸衰敗的近鄰土庫曼人的領地，1176年，蘇丹基利傑·阿爾斯蘭二世在密列奧塞法隆大敗拜占庭皇帝曼努埃爾一世·科穆寧的軍隊，並將之驅趕至安納托利亞西南地區的埃利迪爾湖。土庫曼人的領土不再局限於安納托利亞高原後，他們開始朝海岸地區拓展，獲得了進入環繞在國土四周的海上商路的入口。

13世紀初葉是塞爾柱人自稱的塞爾柱羅姆蘇丹國的全盛時期（“羅姆”是一個地理概念，就是指拜占庭帝國的區域），他們取這個名字是為了與位於伊朗和伊拉克的塞爾柱帝國有所區分。拜占庭帝國和羅姆蘇丹國之間的穩定關系讓後者得以集中精力鞏固東方疆土。但是當東方來的另一支入侵者——蒙古人在令人聞之喪膽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子孫帶領下勝利西進時，這個平衡隨即被破壞殆盡。蒙古大軍過處，塞爾柱帝國分裂後建立的各個小王朝的領土均成了其囊中物。1071年，塞爾柱人在曼齊刻爾特一戰的勝利加速了拜占庭帝國在安納托利亞地區統治的崩潰；同樣，1243年，蒙古大軍在安納托利亞中北部鄰近錫瓦斯的克塞山擊潰塞爾柱軍隊，也宣告了羅姆蘇丹國獨立地位的終結。科尼亞曾經權傾一時的蘇丹，如今卻淪落到向遠在亞洲內陸哈拉和林的蒙古可汗進貢稱臣的地步。接下來的歲月依然動蕩不安，最後一位尚能掌權的塞爾柱蘇丹凱霍斯魯二世的眾子鬩墻爭奪產業，且背後分別有土庫曼及蒙古各路勢力撐腰。雖然在13世紀末的20多年裏，蒙古的伊利汗國直接管轄附庸國，但伊利汗在安納托利亞的控制力並不強，因為他們和塞爾柱人一樣，早已深陷暴戾內鬥之中。安納托利亞的土庫曼人在抵抗伊利汗時，埃及和敘利亞的馬穆魯克人則從南方侵蝕伊利汗國的版圖。不過伊利汗國更希望獲得在通過安納托利亞東北部的印度和歐洲之間貴重貨物貿易通路上征收的關稅，幾乎將他們的“遠西”地區拱手讓給前塞爾柱西北邊陲的土庫曼邊境貴族。2

到14世紀初，安納托利亞已經出現了一批新的穆斯林土庫曼埃米爾國。他們之間常會建立戰略聯盟，但也因為各自經濟及政治目標的不同而產生不可避免的齟齬與沖突。在南部的安塔利亞（阿達利亞）附近的是帖克埃米爾國，安納托利亞西南部是門泰謝，北部則是艾登。以伊斯帕爾塔為據點的則是內陸的哈米德埃米爾國，薩魯汗則以馬尼薩為首都，北方緊鄰達達尼爾海峽的是卡雷西埃米爾國。格爾米揚的首都在屈塔西亞，而安納托利亞中北部地區則為桑達爾王朝。卡拉曼埃米爾國占據了安納托利亞中南部地區，最早建都於托羅斯山深處的埃爾梅內克，之後遷至卡拉曼，最後定都前塞爾柱羅姆蘇丹國的首都科尼亞。到了14世紀中葉，拉馬贊埃米爾國以阿達納為核心在奇裏乞亞建立了家園，東北方鄰近的杜爾卡迪爾埃米爾國則以埃爾比斯坦為首都。在安納托利亞西北部地區，與拜占庭殘存領土相鄰的是奧斯曼埃米爾國，即我們所認知的奧斯曼人。

我們第一次聽聞奧斯曼大約是在1300年左右，同時代的一位拜占庭史家告訴我們，1301年，拜占庭軍隊第一次與一個名為“奧斯曼”的人領導的軍隊交鋒。這場戰鬥即巴法翁戰役，它爆發的地點離君士坦丁堡不遠，就在馬爾馬拉海的南岸。最終，拜占庭的軍隊潰敗。3但是，直到很多年後，奧斯曼人才真正與拜占庭勢均力敵。各種神話傳說將出現，試圖解釋這個似乎憑空出現的王朝的來歷。

為什麼奧斯曼家族能逐漸控制它的近鄰？為什麼在之後的幾個世紀，奧斯曼埃米爾國能夠從塞爾柱羅姆蘇丹國與伊利汗國原有領土上的眾多小國中脫穎而出，成為這些小國的唯一後繼者，進而發展為一個功業偉大、歷史長久、國土橫跨三大洲的帝國？這些問題一直讓歷史學者著迷困惑，難下定論。原因之一是，中世紀安納托利亞地區的歷史一向少為人知。另一個原因是，這個區域內的諸多國家——塞爾柱、亞美尼亞、拜占庭、馬穆魯克和拉丁帝國當時的編年史家專註於各自國內的事務，所以他們與誰打仗，又與誰建立盟約的細節只會偶然列入其記述內。安納托利亞的土庫曼人傳統上依靠口述歷史，直到奧斯曼人將他們的大多對手從地圖上抹去之後，他們才記錄下這些對手的源流。他們主要記載自己的歷史，而忽略了他們已經消失的對手們的歷史，以及對手們註定失敗的建立偉大國家的努力。

還有一些問題有待研究。那就是奧斯曼埃米爾國奮發向上是否主要受到“聖戰”4的使命感驅使，即相信所有信徒都背負有神聖天職，必須奮勇對抗非穆斯林？對穆斯林而言，這個世界在理論上劃分為伊斯蘭之地，即伊斯蘭教占優勢的地方，以及戰爭之地，即異教徒之地，那裏有朝一日必將接納伊斯蘭教，而“聖戰”是實現這個目標的必要工具。畢竟在較早的歲月中，在伊斯蘭教作為新信仰努力擴張的年代，“聖戰”曾激勵了穆斯林群體，並且像基督教十字軍的宣言一樣鼓舞著從古至今的戰士們。又或許，是那個時代邊疆民族不穩定的天性驅使奧斯曼埃米爾國不斷開疆辟土？會不會是因為奧斯曼埃米爾國地處拜占庭帝國防禦薄弱的邊境地帶，在地理上具有戰略優勢，所以能夠收服與之競爭的王朝？再或者奧斯曼版圖的擴大是敏銳精準的政治謀略與福星高照的必然結果？現代歷史學者致力於從後世奧斯曼編年史家記錄的帝國源起神話傳說中，從當時的碑銘、硬幣、文件和史詩留下的蛛絲馬跡中，以及除奧斯曼土耳其語以外的其他語言的記載裏篩檢出歷史的真相。無論奧斯曼功成名就的原因到底何在，身處安納托利亞強敵環伺的險惡環境中，奧斯曼在兩個世紀裏的奮鬥必然步步驚心，處處動魄。

* * *

作為土庫曼埃米爾國的所在地，安納托利亞廣袤大地的地理和氣候特質在造就帝國歷史，以及擴張國土努力的成與敗上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安納托利亞大部分地區的地勢都很高，中央部分是一片高原，四周環繞著海拔高達4000米的山嶺，僅在西邊留有一道缺口。西方地勢和緩，高原邊緣的山腳伸入愛琴海和馬爾馬拉海，形成一條寬闊肥沃的海岸平原。在東南部，高山則讓位給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沙漠。北方和南方的海岸地帶狹窄，一道道深谷在陡峭崎嶇的山峰間穿過。高原上的大片草原為成群牛羊提供了豐盛牧草，同時這裏也具有惡劣的氣候。土庫曼牧人如同今日許多安納托利亞農民般，會在夏季的幾個月裏把牲畜帶到高山草地上。他們也會和定居在西部低地與海岸地帶的農民做點交易，那裏土壤比較肥沃，氣候也沒那麼差。海岸邊的住民則是靠海吃飯。自然而然，大家開始貨物交易，也結成了聯盟。

根據歷史資料，奧斯曼埃米爾國並非蒙古時代後第一波建立的穆斯林土庫曼王朝。1239至1240年，我們聽聞過格爾米揚王朝，5遠早於奧斯曼大戰拜占庭的1301年。而得名於卡拉曼貝伊的卡拉曼王室則出現在1256年。6當他們宣告在某地定居建國後，這些王朝會尋找新的方式展示他們的功績，例如建立讓潛在支持者敬佩的紀念建築。這不是遊牧民族或之前居住於此的農民會做的事情，而是長期定居的民族才會有的習俗，它展現了前遊牧民族想要建立定居國家的野心。土庫曼諸王朝的建造活動可以見於遺留下來的刻有日期的碑文：從小國埃什雷夫位於安納托利亞西南部貝伊謝希爾湖區的清真寺可以看出，它建於伊斯蘭教歷696年（公元1296至1297年）；7從安卡拉市已經拆毀的克澤爾貝伊清真寺可以看出，它裏面的講壇曾經被格爾米揚的統治者在伊斯蘭教歷699年（公元1298至1299年）修葺過。8根據碑文和地基，卡拉曼首領馬哈茂德貝伊在埃爾梅內克建造的大清真寺始建於伊斯蘭教歷702年（公元1302至1303年）。9奧斯曼可考據的最早建築是伊茲尼克的哈吉·厄茲別克清真寺，地基上銘文的日期是伊斯蘭教歷734年（公元1333至1334年）。10

在奧斯曼傳說中，一位名叫埃爾圖魯爾的部落領袖定居於安納托利亞西北部的邊陲之地，就在被伊利汗國控制的塞爾柱羅姆蘇丹國和拜占庭帝國之間，科尼亞的塞爾柱羅姆蘇丹賞賜給他瑟於特小鎮附近的一塊土地，就在現今埃斯基謝希爾（多裏萊烏姆）的西北邊，並賦予他在夏季時到瑟於特西南方的高地放牧的權利。如果從蘇丹奧斯曼時期流傳至今唯一的文物——一枚未鑄明年份的錢幣是真品的話，那就證明埃爾圖魯爾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因為錢幣上有“埃爾圖魯爾之子鑄造”的字樣。11由於鑄造錢幣在伊斯蘭習俗中是君主的一項特權（在西方世界亦然），這就說明奧斯曼是一位君主級別的統治者，而不僅是一位部落領袖，也顯示他已累積了足夠的勢力，敢於挑戰伊利汗國對自己和他的子民擁有的宗主權——因為土庫曼埃米爾國只要在名義上接受伊利汗國的宗主權，就不會以自己的埃米爾的名義鑄造錢幣。然而，現存最古老的奧斯曼錢幣鑄造於1326至1327年，即鑄於奧斯曼死後，有人認為，這可以視為奧斯曼最早脫離伊利汗國，成為獨立國家的時期。12

奧斯曼人所處的地理位置實在理想。奧斯曼的領土離君士坦丁堡不遠，這讓他有機會和安納托利亞西北部拜占庭城市的總督們接觸，與他們爭奪影響力和他的追隨者的牲畜所需的牧場。離君士坦丁堡不遠的好處是，一旦君士坦丁堡淪陷，他們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地利之便；但是反過來，奧斯曼人也必須承受來自拜占庭的巨大壓力，因為拜占庭的軍隊正全力保衛尚能掌握的風雨飄搖的領土。奧斯曼早期向拜占庭進逼的目標似乎不是城鎮，而是專註於鄉間的小村落。這或許是因為城鎮不易攻克，而且對他和部屬而言，鄉下的資源價值更大。當時一位拜占庭歷史學者對這個地區的形容是繁榮、人口稠密及防衛嚴密，這一點得到了考古的證實。13早在奧斯曼於1301年和拜占庭軍隊打了第一場有史可考的勝仗之前，他似乎已經控制了他父親擁有的瑟於特和拜占庭人的伊茲尼克之間的草原，雖然1299至1301年間他對伊茲尼克漫長的圍城戰以失敗告終。14

在1301年大勝拜占庭軍隊後，奧斯曼已成為不可輕視的人物。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帕裏奧洛格斯為了締結特殊聯盟以應付奧斯曼日益增長的威脅，打算將家族的一位公主嫁給奧斯曼名義上的宗主——伊利汗國的合贊可汗（他的首都位於伊朗西北部的大不裏士），合贊逝世後，公主又嫁給了他的兄弟。但是伊利汗國許諾的人員與物資援助卻始終沒有到達，1303至1304年，安德洛尼卡皇帝雇傭西班牙投機分子加泰羅尼亞傭兵團，以保護領土免遭奧斯曼侵擾。不過和大多數傭兵一樣，加泰羅尼亞人竟然掉頭來反咬了付錢的那只手。15他們勾結土庫曼戰士——但不一定是奧斯曼手下的士兵，穿過達達尼爾海峽到巴爾幹地區追逐自己的目標。塞爾維亞王國與拜占庭聯手，16出兵打退了侵襲的土庫曼人和加泰羅尼亞傭兵。

* * *

土庫曼人來到安納托利亞，破壞了原有的國家間的平靜生活。一度強大的塞爾柱羅姆蘇丹國、伊利汗國和拜占庭帝國的行政機構的權威已經無法控制他們之間動蕩的地區。但邊界地區居住的並不僅僅是戰士。這些地區提供的機遇吸引著眾多嗜好冒險的投機分子，以及無處可去只好隨著邊境變動遷徙的人們。當年奧斯曼家族起家的這塊邊界地帶的環境曾被如此描述：

……此去彼來絡繹不絕的是遊牧民、半遊牧民、搶劫者、途經此地打算加入傭兵團的誌願者、各種背景的奴隸、遊走的穆斯林托缽僧、尋覓迷失羊群的基督教牧師和修士、尋找庇護的流浪農民和城市人、在聖地尋求救贖和撫慰的不寧靜的靈魂、尋求贊助的穆斯林教師，以及中世紀晚期必然少不了的受風險驅動的歐亞商旅。17

托缽僧或穆斯林聖者的出現，是邊境最引人矚目的事情之一。和基督教修士一樣，他們中的一些人選擇漫遊荒野，另一些人則生活在有信徒追隨的部落城鎮，他們的事跡與虔誠都被詳述於敘事詩及聖徒傳記中，成為源遠流長的口述傳統的一部分。早期的奧斯曼統治者與托缽僧的接觸有現存最早的奧斯曼文件為證。奧斯曼的兒子奧爾汗一世於1324年批準將伊茲尼克以東的一片土地撥給托缽僧以建立僧院。18這種僧院如同基督教聖徒的墓地，形成了吸引移民到新地區定居的核心點，也是收買人心最經濟的工具。僧院象征著安納托利亞地區繁榮的伊斯蘭文化的通俗表達，與塞爾柱人的帝國文化中的遜尼派伊斯蘭文化並行。奧斯曼本人或許並不熟諳遜尼派伊斯蘭教義，但是奧爾汗一世卻取其章法制度作為帝國建構的基礎。他終其一生廣設神學院19，以推廣他所追求的宗教學術模式；1324年批準土地使用許可文件的語言和風格也顯示，奧爾汗一世的官員們十分熟悉古典伊斯蘭文書傳統。20奧爾汗一世之後的奧斯曼蘇丹們也總是加入某個托缽僧教團。不同宗教在信仰和習俗表現方式上的共存與妥協是奧斯曼歷史中經常面對的重要事務之一。

許多僧院建立在安納托利亞的西北部地區，邊界地區本來就有人來人往的特點，因而吸引了勇往直前精力旺盛的托缽僧前來。14世紀中葉以後，當奧斯曼人開始在巴爾幹地區殖民時，托缽僧扮演了一個特別重要的角色。他們在隨同邊疆戰士作戰、鼓勵他們前進的同時，傳播了土庫曼伊斯蘭文化，並得到了奪自逃亡的人們的土地作為獎賞。21托缽僧教團的多樣性與他們的組織和改革的歷史一樣令人困惑。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拜克塔什教團，初時為小規模教派，後來因為和蘇丹的精英步兵部隊——土耳其禁衛軍的聯系開始嶄露頭角。

上清真寺的教徒是可以和托缽僧在同一棟建築內肩並肩一起禮拜的。今日許多奉行遜尼派教義的清真寺在過去有著更廣泛的功能，例如當作托缽僧庇護所，或變成容納更多信徒的禮拜大廳。第二任奧斯曼蘇丹奧爾汗一世和他的兒子暨繼承人穆拉德一世在布爾薩建造了幾座清真寺，它們的捐款冊上面確實註明它們就是僧院。22歐洲留存下來的最早的奧斯曼建築是位於今日希臘色雷斯地區科莫蒂尼的“戰士”埃弗雷諾斯貝伊公共食堂，它和那個時代許多其他類似建築一樣，在一側有圓頂的小房間，以供托缽僧聚會之用。23

奧爾汗一世於1324年批準的土地許可證顯示，伊斯蘭教從一開始就是奧斯曼首領們公共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奧爾汗以無可爭議的伊斯蘭表達方式稱自己是“信仰的守護者”，稱他已過世的父親奧斯曼為“信仰的榮耀”。24至於奧斯曼怎麼稱呼他自己，沒有文件遺留下來“親口”告訴我們。不過在13世紀末葉，安納托利亞西部地區的一些統治者已經開始給自己取伊斯蘭別號，如“信仰凱旋者”或“信仰之劍”。25這個時期第一位稱自己是“戰士”（gāzī）的土庫曼君主出自艾登王室，這被記錄在一段記載1312年安納托利亞西部比爾吉一座清真寺的建造過程的碑文上。到14世紀30年代，門泰謝王朝的埃米爾和奧爾汗一世本人都在碑文中用“戰士蘇丹”稱呼自己。26

當一個人被稱為“gāzī”時，表示某人曾經參與過“gazā”，即“信仰之戰”“對異教徒之戰”或 “神聖之戰”［gazā幾乎可以當成“聖戰”（jihād）的同義詞］。這個名號在塞爾柱時代或之前曾被授予穆斯林戰士，但是在14世紀早期，並沒有對抗性、反基督教的含義。這個詞被奧斯曼人廣泛使用，當他們的編年史和詩歌裏尊稱奧斯曼及他的武將為“gāzīs”時，這個詞的意思是“戰士”或“攻擊者”，除了指每位穆斯林皆有與異教徒戰鬥的天職外，並不含有更多宗教訓諭意味。27湊巧的是，奧斯曼埃米爾國緊鄰著的剛好是個基督教國家，但這也不足以證明它就是周邊所有埃米爾國當中唯一接受“聖戰”思想的國家，也不能說明擁抱“聖戰”意識形態就足以解釋奧斯曼人成就的功業。關於奧斯曼埃米爾國得以長存的原因，有個被廣泛認同的看法是它有追求“聖戰”的使命感，但最近重新探討的結論是，他們只是個“掠奪聯盟”，成員裏有穆斯林戰士，也有基督徒戰士，“無論統治者使用什麼華麗的修辭美化他們的目標，那也不過是戰利品、財寶和奴隸”。28據推測，在此聯盟中，土庫曼戰士只占少數；征戰的快節奏需要他們自願接納眾多基督徒進入這個奧斯曼群體並一視同仁，以彌補要創設和管理成長中國家時出現的人力不足。29

早期奧斯曼穆斯林的宗教並無排他性。歌頌邊界地區英雄事跡的口耳相傳的故事中，不僅穆斯林戰士和拜占庭基督徒經常密切合作，連通婚亦屬司空見慣之事。30安納托利亞西北部邊界地區的基督教徒如常自由禮拜，1354年作為奧斯曼人的俘虜穿過此地的薩洛尼卡大主教格裏高利·帕拉瑪斯的信函印證了此事。31此外，從奧爾汗一世時代起直至16世紀初葉，都有拜占庭傑出人士到奧斯曼宮廷任職。32奧斯曼後期的編年史家在記載與巴爾幹等地基督教國家長年的戰爭時，強調了宗教感召在帝國早期爭戰中的影響力，將土庫曼邊疆居民奮戰不懈的唯一動力歸結於傳播伊斯蘭的野心。那時，政治環境丕變，奧斯曼土耳其已成為政教一體的國家，遜尼派伊斯蘭教已然成為國教，編年史家認為這些邊界居民具有一種暴力的虔誠：他們認為，可以認定一直以來，這個國家是因為穆斯林戰士對假想敵拜占庭及歐洲的基督教王國無眠無休的奮戰才得以建立的。現代的歷史學者通常太輕易地接受了編年史家眼中的奧斯曼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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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人們準備將奧斯曼帝國崛起的故事記錄下來時，得以尋覓到的僅是年代久遠的回憶。奧斯曼王朝日後獲得了顯赫的功績與成就，但其早期歲月也常隱蔽於神話的迷霧中，後人又添油加醋大力美化，企圖增強其正統性。奧斯曼在世時，他已經被推崇為土庫曼諸王朝中威脅拜占庭帝國的精力最旺盛的君主之一。雖然他未能攻下伊茲尼克城，但是他圍困伊茲尼克的事跡和1301年大敗拜占庭軍隊的功業必定帶給他懾人的威望和聲譽，鼓舞著更多戰士帶著人馬投入其麾下。不過隨著時代的變化，奧斯曼需要為他們的領土擴張和在土庫曼諸王朝中的至尊地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證明，奧斯曼的個人聲望也需要奧斯曼帝國更加穩固的至尊地位支撐。

幾個世紀裏，眾多勢力挑戰過奧斯曼帝國的權柄與國力，因此，展現國威，令天下眾生將奧斯曼的統治視同為自然法則極其重要。然而，奧斯曼帝國的傳說顯然無力化解所有挑戰，他們需要更加切實有形的遺產，以鞏固茁壯成長中的奧斯曼國家在這個地區政治史中的地位。15世紀末，流傳頗廣的史詩聲稱，塞爾柱羅姆蘇丹曾親自將瑟於特附近的土地賞賜給奧斯曼的父親埃爾圖魯爾，還為此附上了一則故事，即塞爾柱蘇丹曾經把象征職位的標誌賜予奧斯曼——一個馬尾禿克②、一面鼓和一件大禮袍，以證明他作為塞爾柱繼承人的合法性。又一個世紀之後的1575年，一位奧斯曼文書偽造了一份文件，宣稱它是當年賞賜這些用具時留下的記錄。33這些故事解決了奧斯曼繼承塞爾柱衣缽的合法性問題，但是鞏固奧斯曼王權正統性需要擁有比它的競爭對手更尊貴的血統。從15世紀初葉起，與奧斯曼競爭的國家有帖木兒帝國，以及在奧斯曼部落參與的移民潮之後向西遷徙的土庫曼部落同盟白羊王朝。奧斯曼人有著中亞突厥烏古斯人的血統，及大名鼎鼎的祖先先知挪亞，傳說他把東方的土地給了他的兒子雅弗。34流傳至今的文本裏有些線索，暗示奧斯曼的家族有段不怎麼傳奇的過往，即他只是個農民。另一個傳說則說他的先祖乃是漢誌地區的阿拉伯人，這就表示，有一段時間，奧斯曼人可能認為這樣一份虛構的宗譜或許有助於維護他們的正統性。35這個說法沒多久就消失無影，而奧斯曼的夢境恰恰相反，流傳頗久，甚至直到它預示的那個奧斯曼帝國的晚期還在被人傳說。

除首任奧斯曼蘇丹很可能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是一個安納托利亞西北拜占庭邊界地區的土庫曼穆斯林貴族，他的父親的名字可能是埃爾圖魯爾以外，留傳下來的奧斯曼生平的信息並不多。但是他的夢境卻意外地提供了一個有文件可以證明的細節：早期奧斯曼的地契資料顯示，一位被稱為謝赫③艾德巴利的聖者與奧斯曼生活在同一個時期，而且還有一些證據能證明他的女兒嫁給了奧斯曼，成為他兩個妻子之一。36

在埃爾圖魯爾在瑟於特擁有的土地中央，有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小清真寺，以及一塊墓地。傳說這是兒子奧斯曼為他造的開放式建築，後來奧斯曼的兒子奧爾汗一世又為其加上了圍墻。37不過，這裏的清真寺與墓葬經歷過多次重建後，它們的原始建築形制並沒有保存下來，並且再也找不到任何後人可以證明與奧斯曼有關聯的建築物。雖然如此，在19世紀末葉，蘇丹阿蔔杜勒哈米德二世仍冀圖通過增強功勛彪炳的偉大祖先與他的王朝的聯系，給他暮氣沈沈的衰敗王朝振奮士氣。他發現，將瑟於特推崇為奧斯曼的心臟地區非常有效，並在那裏為奧斯曼帝國早期的英雄們建造了一座真正的墓地。他重建了埃爾圖魯爾的陵寢，並以大理石棺槨重葬了所謂的遺骸，另外他也為埃爾圖魯爾的妻子、奧斯曼（盡管奧斯曼的兒子奧爾汗一世早已在布爾薩重葬了父親）以及奧斯曼的25名武士增建了陵墓。38直到今天，瑟於特仍是一個聖地，也是紀念奧斯曼帝國光榮建國歲月的年度慶典的舉辦地。

奧斯曼很可能逝世於1323至1324年間，並已經為他的繼承人獲得了安納托利亞西北部的大量領土，這片區域以瑟於特為核心，從耶尼謝希爾（即“新城”，又稱美蘭吉亞）延伸至埃斯基謝希爾（“舊城”）。耶尼謝希爾是位於伊茲尼克和布爾薩之間的戰略要地，後兩個地方是他有意占領卻未能如願之處。391326年，奧斯曼的兒子奧爾汗一世拿下布爾薩，這個地理位置極重要的城市變成了奧斯曼權力的樞紐。和伊茲尼克及伊茲米特（尼可梅迪亞）一樣，因為周遭的土地皆為奧斯曼所控制，布爾薩長期與君士坦丁堡隔絕。奧爾汗一世追隨他的父親，繼續封鎖布爾薩，直到城裏的人難耐饑渴終於投降為止。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於1330至1332年旅居安納托利亞期間，記錄下他參觀諸王朝宮廷的印象，他說在土庫曼諸埃米爾之中，奧爾汗一世是最有力也最富有的一位。他還說，奧爾汗一世從不在一個地方久待，他會在所擁有的100多個城堡間不斷搬來搬去，以確保城池修繕完好。伊本·白圖泰旅行到剛被奧斯曼人占領的布爾薩時，發現這個城市“市集繁華，街道寬廣，四周圍繞著花園和噴泉”。40在這裏，奧爾汗一世埋葬了他的父親，或者說是把他的遺骨從瑟於特遷移到他的新國都重葬，當然這裏埋葬的還有他母親（可能不是那位謝赫艾德巴利的女兒，而是另一位）。後來奧爾汗一世自己，以及妻子阿絲珀爾恰與妮呂斐和眾多皇室成員也葬於此地。41奧爾汗一世的兒子暨繼承人穆拉德一世在1389年戰死於塞爾維亞境內的科索沃波爾耶後亦葬於此處。布爾薩在奧斯曼皇家記憶中永遠占有著特殊的地位，之後的數代人仍將這裏作為皇室成員墓葬的首選之處，縱使宮廷日後遷移至埃迪爾內（阿德裏安堡）乃至之後的君士坦丁堡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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