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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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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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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一南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军优秀教师,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战略,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

2006年获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

2007年当选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

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

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2010年被评为“中华文化人物”。

曾出版《苦难辉煌》《胜者思维》《心胜》《浴血荣光》等,2011年,其著作《苦难辉煌》获出版界奖项“中国出版政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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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简介:

挫折与转折:红军在斗争中涅槃重生

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4月28日,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底,根据中央的要求,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是朱、毛会师的重大成果。

红四军的组成:第二十八团,南昌起义的部队;第二十九团,湘南起义的农军;第三十一团,秋收起义的部队;第三十二团,井冈山原来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第三十团、第三十三团,也是湘南的农军。其中主要的力量是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也就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两支队伍;第二十九团、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三团在8月失败以后溃散了;第三十二团在井冈山根据地丢失的时候也基本上损失了。所以,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成为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家底。南昌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朱德、秋收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事力量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副总理、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谭震林回忆说,假若朱老总不能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这一点力量,很难维持下去。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安源的矿工,战斗力弱。部队上了井冈山,与井冈山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会师,战斗力依然不强。朱老总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了,军官多为黄埔军校毕业,士兵则是清一色的北伐铁军,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

但井冈山会师不是皆大欢喜,更多的是矛盾重重。这就是所谓的“朱、毛之争”,也是“前委、军委之争”。

后来有人评论说,朱德跟毛泽东有什么可争的?持这种说法的人基本不知晓朱德的历史地位。当时不叫“毛、朱红军”,而是“朱、毛红军”,朱排在前,毛排在后,因为朱德掌握着红军最主要的战斗力量——第二十八团——南昌起义部队,这支部队毛泽东当时难以插足。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党的三个组织:第一个是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第二个是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毛泽东;第三个就是红四军军委,毛泽东、朱德、陈毅都当过书记。根据1928年6月的中央来信,指示红四军的前委要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的秘书长。后来的前委、军委之争就此开始。

由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队伍编成的第三十一团和由朱德领导南昌起义队伍编成的第二十八团有何不同?

秋收起义的部队经过“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而南昌起义的部队只在团一级设立了党代表。也就是说,在党的领导的绝对化方面,秋收起义部队强于南昌起义部队。

南昌起义的第二十八团一些铁军老兵打仗不错,但长久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加上对“打土豪、分浮财”“共产”的误解,把战场纪律、群众纪律变成了耳边风。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嫌他们土气,不正规,打不了硬仗。秋收起义的“农军”看不惯南昌起义的“铁军”,认为其中有军阀作风等。南昌起义的“铁军”打的胜仗多,人多枪好,但不愿把枪支拿出来支援“农军”。秋收起义部队占据乡村,收入多,财政状况比较好,也不愿意拿出来资助“铁军”。这是两支基本力量之间一直存在的问题。

谭震林回忆说,当时朱德到第三十一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第二十八团去讲话。

其实,朱、毛会师后形成一体化的坚强红军力量,那是古田会议以后的事。古田会议以前,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在管理和作风上差别明显。因此,这两支部队走到一起,最初的争论和斗争是难以避免的。斗争的起因,由柏露会议开始。

当时,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调集了3万多兵力,给井冈山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时候,朱、毛发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要坚守井冈山,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应采取“波浪式”发展,但一定不要放弃它。朱德则认为不行,要跳到外线打游击,放弃井冈山。朱德认为,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军应出远道打游击,光守井冈山守不住。毛泽东认为朱德是“游击主义”,朱德认为毛泽东是“保守主义”。后来毛泽东被迫同意了朱德的意见,出击赣南。之后他才发现,赣南、闽西空间很大,原来的井冈山地域发展空间确实有限,最后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就定在了赣南、闽西。

当时,刚刚下山的红四军非常困难,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连续打败仗。加上沿途都是无共产党组织、无革命群众的地方,红军处境十分被动。部队在给养、宿营方面面临很多困难,大家觉得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不能合在一起,想分兵,由朱德带一部分力量,毛泽东带一部分力量,各干各的。这就是所谓集权、分权之争。集权、分权之争,就是由分兵开始的。后来的罗福嶂会议有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分兵”。

在罗福嶂会议前,红四军部队进行了改编,这次改编就是为分兵做的组织准备。部队改编为两个纵队:一纵队由第二十八团、特务营合编,党代表为陈毅,纵队长为林彪;二纵队由第三十一团编成,党代表为蔡协民,纵队长为伍中豪。

当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他认为,只有整个红军主力在一起行动,才不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所以,在1929年2月3日召开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朱、毛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坚决压下分兵意见,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多数人的不满。最后,毛泽东在罗福嶂会议上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这实际上就使朱德失去了决策权。这个决定后来被一些人说成是毛泽东集权,既担任前委书记,又担任党代表,还兼任政治部主任,大权独揽,也为以后更激烈的争论埋下了“根”。

取消军委后,最初一段时间红军发展得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了前委、军委的相互掣肘,毛泽东指挥战斗得心应手。当时打得很顺,歼灭了敌人两个团,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第一次打胜仗。正当红军局面有所好转之时,中央的“二月来信”也到了前线。

中央“二月来信”是考虑到前期毛泽东、朱德反映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极为困难的实际情况,在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提出的,要求朱、毛毅然脱离部队,速来中央,让红军留在原地分散打游击,因为朱、毛在一起目标太大。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批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过于悲观,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朱德虽也不同意“二月来信”的观点,但认为毛泽东不应批评中央。两人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但表达的方式不同。当时,毛泽东是下级,上海的中央是上级,毛泽东写信批评中央,就留下了后来被人指责“不服从中央领导,直接写信与中央决策对抗”的话柄。红四军中一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此事为由,讲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不仅没有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扩大化了。

正在矛盾扩大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关键性人物——刘安恭。刘安恭来以前,朱、毛之争还只停留在口头交锋,即便在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军委时,朱德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实质性意见。刘安恭一来,却挑起了很多事情。

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又到苏联学习军事,后来因为“托派”嫌疑而被苏方遣回,上海的中央也因为他有“托派”嫌疑而把他放到了苏区。消息闭塞的苏区同志不了解背景,还以为他是中央派来的“大员”,所以红四军内部争论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支持。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建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刘安恭被任命为军委临时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军委是毛泽东提议撤销的,现在他又提议要恢复。但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刘安恭是支持朱德的,不仅因为他们是四川老乡又曾一同留学德国,还因为刘安恭并不认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和观点。在一次前委会上,刘安恭说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里都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统统废除”。毛泽东忍不住回应:“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作,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历来主张这一点。刘安恭听了很不高兴,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你这里老改,改马克思列宁的话不行。”

本来朱、毛之间的斗争温度不是很高,但被刘安恭这么一挑,斗争加剧了。

1929年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两人联手上报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没有让前委书记毛泽东署名。6月18日,红四军小池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竟然也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但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由此可见,刘安恭来了以后,文件不让毛泽东联署了,开会不让毛泽东参加了,这种组织隔离的措施必然使毛泽东产生“枪要指挥党”的危机感,直接导致党内的斗争进一步升温。

其间,湖雷会议召开,对党的工作范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宽,权力太过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工作,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无家长倾向。会议要求限制前委权力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附和。毛泽东只获得林彪、谭震林、江华、蔡协民等少数人的支持,连参加秋收起义的许多干部都没有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带的第三十一团的很多干部也觉得毛泽东权力太大。由此,他当时的处境空前困难和孤立。

说起当时一些人认为毛泽东专权,有个故事就不得不说——毛泽东当街责骂亲弟弟毛泽覃。毛泽覃讲:“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我们今天有些人讲历史时反对毛泽东,就说,他亲弟弟都说了“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可见毛泽东对共产党领导的家长制、封建制。我说,你知道毛泽覃讲这话的具体历史场景吗?毛泽覃为什么讲这句话?

毛泽覃是第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他把猪贩子当土豪打,要没收猪给部队改善生活。毛泽东知道了,非常生气,当街责骂毛泽覃,甚至要动手打他,没打成,被人劝住了。有人圆场:“既然如此,付钱算了。”毛泽东火气不减,一句话把圆场的也顶了回去,引发在场等候吃猪肉改善生活的众多官兵的强烈不满。毛泽覃也发牢骚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这就是当时的具体历史场景。毛泽东为什么想打他弟弟?就为这个事情。这同样反映出对建设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存在争论。

当时,湖雷会议的结果,或者说矛盾爆发的结果,就是导致双方摊牌的白沙会议。毛泽东看到湖雷会议出现了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下级规定上级的工作范围。他认为不能再这样继续。在白沙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取消临时军委并强烈坚持,刘安恭则坚持要保留。最后表决,以36票对5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取消临时军委以后,刘安恭还在各处活动,仍坚持取消临时军委后前委只管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毛泽东感到问题没有解决,矛盾还在继续扩大,他已经无法继续工作,干脆提出辞职,请求让他离开前委,去苏联学习兼休息。

之后,毛泽东和朱德根据前委的要求,各自写了一篇文章进一步表明各自的观点。这两篇文章又被同时刊登在《前委通讯》上,官兵都能读到。就这样,朱、毛矛盾公开了。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决定召开“七大”以解决矛盾,陈毅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最后的结论是,朱、毛两位同志在之前的争论中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泽东因负责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会议最后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毛、朱虽然被选进前委,但在前委书记选举中,毛泽东、朱德双双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七大”开完后,毛泽东病了,到蛟洋养病去了。随行的江华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陈毅到上海汇报工作。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但红四军中没有了毛泽东的所谓的“专断、一言堂、家长制”,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很快变成了纵队长联席会议。各纵队长为各自的观点、各自的发展方向、各自的利益争来吵去,大民主、小民主十分热闹,工作根本无法进行。

朱德忠厚,没有私心,在觉得搞不下去时,与部分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毛泽东没有回来。

此时陈毅在上海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历史和党内争论,鉴于陈毅反映的问题极为重要,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周恩来负责召集,专门讨论研究解决红四军内部的矛盾和红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

就在古田会议之前,红四军“七大”之后,周恩来进入解决红四军存在的矛盾。周恩来的加入,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此时的周恩来就代表中央,是中央主要领导者——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部部长。

周恩来与陈毅的关系非同一般,与朱德的关系更不一般,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周恩来没有从个人关系或个人好恶出发,全是凭共产党人的原则性。他指出,实践证明毛泽东那一套是对的,军队只有集权才能夺取胜利。所以,在关于红四军的争论中,最后形成的中央“九月来信”,就是周恩来多次与陈毅谈话的结果,他通过做陈毅的工作,把陈毅的思想转了过来。最后陈毅按照周恩来的精神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

周恩来让陈毅回去后坚决请回毛泽东。他说:“一个党、一支军队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红四军中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

陈毅专门写信,并与朱德向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而此时,作为二纵队司令的刘安恭已经壮烈牺牲了——在一次战斗中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刘安恭虽然有错误、有缺点,但他也是个实心实意投身革命的忠诚的共产党人。

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这就是红四军“九大”。会上,毛泽东再度当选为前委书记。

整个红四军的争论过程,最直接的参与者是毛泽东、朱德,然后是支持朱德的陈毅、把局面搅乱的刘安恭,以及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今天看,他们都是领袖,地位崇高。其实,设身处地想一想,那时的他们都是一伙年轻人。当年,毛泽东36岁,朱德岁数大一些,43岁,周恩来31岁,陈毅28岁,刘安恭30岁。在这一进程中,他们都是杰出的、勇敢的探索者。

共产党的力量是斗争的力量,通过斗争而不是通过调和、妥协,发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策略。他们不是个人权力之争,而是要争出一条正确的路线、正确的革命途径来。现在来看,没有朱、毛之争,没有前委、军委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没有古田会议,我们“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样一个基础理论就难以得出。这是古田会议的最大成果。

古田会议是工农红军发展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夺取胜利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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