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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当纽伦堡审判结束、冷战开始后,战胜国失去了起诉纳粹战犯的兴趣。大量低级别罪犯混入了渴望在欧洲开启新生活的人群,而自觉处境更危险的战犯则逃离了欧洲大陆。被称为纳粹猎人的这群人拒绝遗忘纳粹的罪行,决心找寻其踪迹,哪怕追到天涯海角。最初,他们想要复仇,但不久后, 故事就变成了一场寻求正义的不懈斗争。

在二战结束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漏网的纳粹所剩无几,追捕行动基本结束,纳粹猎人的时代也临近终结。他们的传奇如今就完整地展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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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第42步兵师因最初由来自26个州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民警卫队成员构成而被称作“彩虹师”。1945年4月29日,这支部队进入了达豪集中营,解放了主营地里关押的约3.2万名幸存者。[16]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这里并不是一个死亡集中营,集中营的焚化室也从来没有被使用过,但主营地以及一系列副营地里有成千上万的囚犯因劳累、折磨和饥饿而死。这座集中营被设计成纳粹时代第一座设备齐全的集中营,主要被用来关押政治犯,不过在战争年代,犹太囚犯的比例不断增加。[17]
美军见到了许多他们从未想象过的恐怖场景。该师副师长亨宁·林登(Henning Linden)准将描述了他第一眼看到达豪集中营时的情形:
“顺着沿集中营北部边缘延伸的铁路线,我找到了一列火车,它有30~50节车厢,其中一些是客运车厢,一些是平底车,一些是闷罐车,所有车厢里都堆满了死去的囚犯,每节车厢中都有20~30具尸体。还有些尸体被丢弃在了列车旁的空地上。在我看来,大部分尸体显示囚犯生前遭到了殴打、射击或挨了饿,或者三种情况皆有。”[18]
在一封写给父母的信中,林登的副官威廉·J.考林(William J. Cowling)中尉用最形象的语言描述了他的所见:“火车车厢里装满了死尸。大多数尸体裸着身子,所有尸体都骨瘦如柴。说真的,他们的腿和胳膊都只有几英寸粗细,且他们根本没有屁股。大多数尸体的后脑上有子弹孔。这个场景让我们感到异常恶心、愤怒,以至于我们只能捏紧自己的拳头。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19]
林登见到了一个举着白旗的党卫军军官,以及一名瑞士红十字会代表。正当两人解释他们前来是想代表集中营及里面的党卫军看守投降之时,美国人听到集中营内部响起了枪声。林登派考林前去调查。他坐在一辆载有美国记者的吉普车的前座,车驶进集中营大门,来到一个似乎已被废弃的水泥地广场。
考林在写给家里的信中接着描述道:“随后,突然之间,有人——他们几乎不成人形——从各个方向走过来。他们身上很脏,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大叫着,呼喊着,哭泣着。他们跑过来抓着我们。我自己和那几个搞新闻的,我们的手和脚都被他们亲吻着,他们所有人都想要触摸我们。他们抓着我们,把我们抛向空中,同时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林登和更多的美国人来到了现场,见证了更多悲剧性的场面。在囚犯们冲上前来拥抱他们的时候,有些人因冲向了通电铁丝网而被立刻电死了。
在美国人努力穿过集中营,查看更多可怕的裸尸堆,以及极度饥饿且可能患有伤寒症的幸存者时,有些党卫军看守急切地选择投降,但还有一些向那些试图突破围栏的囚犯开了枪,甚至有一些看守似乎想要挑衅进入集中营的美军。在这种情况下,报复来得很快。
沃尔特·J.费伦兹(Walter J. Fellenz)中尉在报告中称:“党卫军试图用机关枪打我们,不过每当有人想要开枪,我们都很快就把他击毙了。我们总共杀了17个党卫军。”[20]
其他士兵则报告称,曾看到囚犯追逐看守,但他们感觉没有必要介入。罗伯特·W.弗洛拉(Robert W. Flora)下士回忆说,被美军抓到的看守都很幸运:“没有被我们杀死或者抓到的看守,都被获释的囚犯找到并打死了。我曾看到一个囚犯用脚狠狠地踩党卫军士兵的脸。那张脸上已经不剩什么东西了。”[21]
弗洛拉说那个愤怒的囚犯“心中有很强的仇恨”。囚犯听懂了这句话,点了点头。
弗洛拉最后说:“我并不怪你。”
另一名解放者乔治·A.杰克逊(George A. Jackson)中尉碰到了一群规模约200人的囚犯,他们围着一个试图逃跑的德国士兵站成了一个圈。那个德国人穿着全套战时装备,还带了一把枪,但当两个骨瘦如柴的囚犯试图抓住他时,他显得无能为力。杰克逊指出:“现场一片沉寂,就好像在举行一场仪式一样;从现实意义上说的确是这样的。”[22]
最后,一个据杰克逊估计不可能超过70磅重的囚犯抓住了德国士兵的上衣后摆。另一个囚犯抓住了他的步枪,然后开始击打他的脑袋。杰克逊回忆说:“在这时,我意识到,如果我出面干预(这本该是我的职责之一),这就会变成一起十分令人不快的事件。”他没有干预,而是转身走开,从现场离开了约15分钟。他说:“在我回来后,那个德国士兵的脑袋已经被打没了。”囚犯们已经消失;除了那具尸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这里刚刚上演了怎样的戏码。
至于考林中尉,他在解放达豪集中营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促使他反思自己此前俘虏德国士兵的做法,以及未来将如何做出改变。在经历冲击的两天后他给父母写了信,并在信中发誓说:“我再也不会活捉任何一个德国人了,无论他是否携带有武器。他们怎么能指望在做了这些事以后还能简单说声‘我退出’就逍遥法外呢?他们不配活在这世上。”[23]
* * *
随着苏联军队不断深入德占区,波兰中部城市拉多姆(Radom)的犹太少年托维阿·弗里德曼纽伦堡审判制订了计划,他不仅要从他做苦役的集中营逃脱,还要为在犹太人大屠杀期间死去的大部分亲人复仇。他回忆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想到复仇的事,想着有一天我们犹太人能够对纳粹进行报复,以眼还眼。”[24]
由于德国军队准备撤离,弗里德曼和另外两个囚犯从工厂里的一条下水道逃走了。他们在污泥里蜿蜒地穿行,最终来到了集中营铁丝网另一边的树林里。他们在一条小溪里洗了个澡,然后就分头行动了。弗里德曼后来回忆当时的兴奋之情,说:“我们很担心,但我们自由了。”
不同派系的波兰军队已经开始在这片地区活动了,不仅与德国人作战,彼此之间也常常发生战斗。他们争夺的是德国占领军消失后波兰的未来。欧洲沦陷区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抵抗力量是波兰救国军(Polish Home Army)。同时,它也是一支坚定反共的部队,效忠于长驻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25]规模小得多的人民近卫军(People’s Guard)由共产党领导,是苏联接管该国的先锋部队。
弗里德曼使用了假名塔德克·亚辛斯基(Tadek Jasinski)来掩盖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这不仅是为了防备德国人,也是为了防备拥有反犹主义思想的当地人。他急切地加入了共产党游击队员亚当斯基(Adamski)中尉组织的民兵小分队。据弗里德曼所说,他们的任务是“结束救国军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搜索并逮捕曾参与战时活动、‘损害了波兰和波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德国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
弗里德曼说:“借着高涨的热情,我开始了这项最后时刻的工作。我与几名受我指挥的民兵一起行动,在枪套里的手枪的陪伴下,我逮捕了一个又一个知名战犯。”
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志肯定抓捕了一些真正的战犯。例如,他们发现了一个名叫施隆斯基(Shronski)的乌克兰监工,他“殴打过许多犹太人,人数多到他自己都记不清”。此人又领着他们找到了另一个后来被绞死的乌克兰人。不过,对波兰的“最大利益”下定义,通常也意味着要逮捕那些不欢迎苏联统治战后波兰的人,包括曾在德占期英勇作战的一些波兰抵抗组织的战士。
在苏联军队仍在与撤退中的德军作战时,克里姆林宫就已经逮捕了16名身处华沙的波兰救国军领袖,并把他们用飞机送到了莫斯科的卢比扬卡(Lubyanka)监狱。在经受了波兰“解放者”的折磨后,他们于6月也就是欧洲战事正式结束不久后接受了一场作秀式的审判。他们在六年的时间里坚持与纳粹作战,得到的奖赏却是因“从事反苏维埃的牵制活动”而遭到监禁。[26]
抓捕对象的差别对弗里德曼来说一点也不重要。他曾不止一次地感受到波兰反犹主义带给他的刺痛,并因此加入了那些将苏联军队视为解放者的人的行列。
但吸引弗里德曼的不是波兰不久后的新主人的意识形态。他真正的优先目标是报复德国人,而共产党恰好给了他这么做的机会。
在接到前往但泽(Danzig)的任务后,弗里德曼和五名来自拉多姆的朋友来到了这座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城市,看着德国军队拼尽全力向西逃窜。弗里德曼写道:“有些人看起来很可怜,没法行走,脑袋上缠着沾满鲜血的绷带。我们尽可能地不去怜悯和同情他们。刽子手们慌乱地逃跑了;留下的人要为这些后果负责。”
城市中的大部分地方燃起了大火,苏联军队和波兰警察部队炸掉了即将坍塌的建筑。弗里德曼补充说这“就像身处尼禄时期最著名的罗马大火中”。
这种命运的突然转变让这些新来的家伙兴奋不已。“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我们的到来让地球上的居民仓皇逃离。”他们拥入了德国人匆忙撤离的公寓。这些德国人逃得极快,以至于他们的衣服、个人物品甚至是德国货币,都散落在了地板上。在其中一处房子里,他们还找到了一些瓷瓶(弗里德曼指出它们“很可能产自德累斯顿”),然后把它们当作足球踢来踢去,只留下一堆碎片。
随后,他们开始有序地执行他们给自己下达的寻找“那些曾参与谋杀和屠杀的纳粹,寻求某种程度的复仇,并把他们绳之以法”的任务。在向国家安全部报告后,这些心情急切的新兵被要求协助将所有剩下的16~60岁的德国人聚拢起来。新的上级军官告诉他们:“让我们找出那些纳粹渣滓,净化这座城市。”
弗里德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下了姐姐贝拉在听说第一批犹太人从拉多姆被驱逐时说的话,尤其是那句“他们像一群被赶往屠宰场的羔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在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讨论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句子。不过,谈到自己在但泽审讯并关押德国人,引起他们的恐慌,并由此获得满足感的经历,弗里德曼也用了同样的比喻:“如今,局面发生了逆转,感谢我的波兰军装,我可以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主宰者民族像受惊的羔羊一样团团转。”
他承认,自己在审讯犯人时“相当无情”,经常对其严刑拷打。“我的心中充满了仇恨。这种仇恨在他们战败时的强烈程度同他们还是残酷的胜利者时一样。”
在战争过去很久以后,他写道:“如今,回望过去,我感到有些羞耻。但人们必须记住,那是在1945年的春天,德国人当时仍在两条战线上与盟军部队拼死战斗,而我还没有听说我的任何一位亲人在纳粹集中营中活了下来。”他和其他人还发现了更多关于德国人的可怕罪行的证据,例如一个房间装满了裸尸,尸体上的迹象显示死者遭受了系统性的虐待。不过,他也声称,自己曾因越来越响亮的“无情之人”的名号而第一次感到不安。
然后就有消息传来,说贝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活了下来,于是弗里德曼上交了身上的军装,回到了拉多姆。在那里,姐弟两人决定离开波兰,他们觉得这个国家正变得越来越陌生。反犹主义暴力活动仍然很常见,且没有其他近亲从集中营返回。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前往巴勒斯坦,加入那些得到“布里查”(Brichah,希伯来语中意为“逃离”)帮助的犹太幸存者的队伍。“布里查”是一个地下组织,旨在为犹太幸存者安排逃离欧洲的非法路线。这场战后大逃亡为以色列建国奠定了基础。
不过,弗里德曼的旅程很快就被打断,他不得不在奥地利待上好几年。在那里,他保持着追捕纳粹的热情,决心继续清算旧账;不过他放弃了残忍的、无差别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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