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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索尼娅·沙阿

豆瓣:8.3(42人)

出版时间:2021-11

 

过去数十年来,我们拥抱着工业化与全球化带来的全新生活方式,也比以往任何时候 更能感受到流行病的存在。然而,我们对流行病的认知充斥着误解、轻视或恐惧。

在《流行病的故事》中,屡获大奖的科普作家索尼娅·沙阿向我们展现了关于流行病鲜为人知的真相,深刻揭示了暗藏在每次疫情背后的气候、社会、文化等因素。流行病侵害着人类健康,有时甚至令国家陷入危机。但另一方面,它也改变了人类的进化轨迹,塑造了人类的行为与文明。

人类与流行病之间的较量将持续存在。在后疫情时代,我们更需要借助科学与历史的力量,全球紧密合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流行病风险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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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微生物学家马克·斯利夫卡聊起一只叫“小嚼”的宠物草原犬鼠,是在波士顿一家威斯汀酒店的宴会厅里,那是11月一个寒冷的清晨。斯利夫卡是痘病毒方面的世界顶尖专家,适才在一小群传染病专家面前做了一次报告,这些专家都是来参加流行病动力学专题报告会的。
斯利夫卡告诉我,2003年,小嚼的主人在刚刚得到它之后,把它带到兽医那儿检查身体。这只宠物一直在打喷嚏和咳嗽,他们很担心它的身体状况。兽医决定对小嚼实施氧气雾化治疗,他将小嚼放在一个仓鼠球(由塑料制成的空心球)中,同时透过通风孔把氧气射入球内。
兽医当时并不知道,作为本地物种的小嚼(草原犬鼠是一种北美地松鼠)已经暴露在源于半个地球之外的病原体杀手面前了。这只动物曾被关在一家宠物配送中心,与它关在一起的还有一箱通过商业航班自加纳抵达的动物,工作人员正要把它们送往宠物行业。[72]那个箱子里有1只冈比亚巨颊囊鼠、9只睡鼠和3只绳松鼠,它们是在加纳的撒加科夫附近被俘获的,而当地40%的绳松鼠以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类,已接触痘病毒了。[73]
小嚼以及关在同一家宠物配送中心的其他几十只草原犬鼠【38】都开始打喷嚏、咳嗽,因为它们全染上了猴痘。猴痘病毒在小嚼的皮毛下形成病灶,源源不断渗出这种病毒;而它肺部的病灶则使它呼出的气体中也携带了病毒。兽医将小嚼放在仓鼠球里做雾化治疗,正好让整个球体里充满了气溶胶病毒。换句话说,斯利夫卡认为兽医制造了一颗痘病毒炸弹。
当兽医打开仓鼠球让小嚼出来时,炸弹被引爆了。一团猴痘病毒粒子飘进了房间,它们感染了10个人,不仅包括当时正好在房间里的,还有稍后碰巧从房间门口路过的。最后,被加纳宠物感染的小嚼和其他草原犬鼠一共将猴痘传到了6个州,感染了72个人。幸运的是,进入美国的猴痘病毒是一种毒性温和的西非亚型,而非更为致命的中非亚型。仅有19人必须入院接受治疗。[74]
我觉得斯利夫卡应该很喜欢这个故事,一名兽医无意中制造出一种致命生物武器,多讽刺啊。但若不是因为有了商业航班,猴痘是不可能离开加纳丛林进入小嚼的小小身体里的,商业航班给了病原体一双翅膀,也给了它一张实现全球传播恰好需要的免费机票。航班不仅把这些受痘病毒感染的啮齿类动物运入美国,还将来自欧洲的一种真菌—锈腐柱隔孢—带入了纽约。这种真菌很可能是粘在探险者布满泥土的靴子上,从欧洲腹地的蝙蝠洞穴内进入美国的,它能入侵并消溶蝙蝠的表皮。2006—2012年之间,该真菌引发的白鼻综合征在美国16个州和加拿大4个省杀死了数百万只蝙蝠,导致蝙蝠的整体数量下降了超过80%。[75]
航空旅行不仅能带着病原体满世界跑,还决定了这些病原体所能造成的大流行的形态和传播范围。你可以打开一张世界地图,虚构一次流感的现代大流行。理论物理学家德克·布洛克曼2013年时就曾这样做过。整个流行模式将是混乱无序的。疾病可能首先在某地暴发,而后随机在欧洲和北美出现,中间没有任何经停站,就好像猴痘先在加纳暴发,然后直接出现在了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宠物配送中心。似乎没有什么模式可以解释这种传播,而且没人能猜到病原体接下来有可能会跳去哪里。
【39】但布洛克曼发现,如果在一张绘有连接各个地点的航线地图上虚构同样一场大流行,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在这张地图上,纽约与3 000英里外的英国伦敦之间的联系,要比仅300英里外的普罗维登斯和罗得岛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就是直飞航班带来的便利。在一张航班时刻表上虚构一次流行病传播,其结果就没有在一张普通地图上看到的那么混乱了。大流行宛如投石入湖激起的层层涟漪,不断向外辐射。布洛克曼的地图显示,流行病更多地是受我们的交通网络而非自然地理环境影响。[76]
若不是因为19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型运输模式,霍乱根本不会引发大流行。霍乱在国际舞台上首次亮相前夕,跨洋运输才刚开始重塑整个工业世界,快帆船和轮船在大洋中来回穿梭,新建的运河将人和商品运送到各个国家的腹地。要传播霍乱弧菌这样的水生病原体,这种运输系统再合适不过了。
你或许会认为,霍乱弧菌这样的海洋生物因为生活在海洋之中,就能抵达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岸。毕竟海水都是相连的,而且一直处于循环之中。目前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洋流厄加勒斯洋流正好就把位于霍乱老家印度洋西南部的海水径直送往非洲南端—印度洋与大西洋的交汇处。[77]当然了,一些漂得比较远的弧菌寄居桡足类动物确实有可能借用这股水流,冲出南亚。
但事实上,若仅凭霍乱弧菌自身的移动能力,它几乎是静止不动的。霍乱弧菌可寄居的桡足类物种中有超过75%会一直待在自己发生进化的那片浅浅的表层海域。极少数会搭上洋流顺风车,但很快也会被大洋的深层海水制服。大洋是海中的撒哈拉沙漠,那里食物稀少到威胁生存的地步,且生长缓慢。[78]
人类当然能携带这种微生物,但也仅仅是携带而已。霍乱患者的确是行走的病毒播种者,他们的粪便以及被粪便污染过的手或个人物品【40】都会沾染弧菌。霍乱弧菌在人体中的寄居期很短,哪怕患者没在短时间内死亡,弧菌寄居的时间最长也不超过一周。19世纪霍乱初现之时,寄居期如此之短,霍乱弧菌几乎不能到达距苏达班5 000英里、人口稠密的欧洲。
霍乱要实现异地传播,人口大规模聚集是前提。一大群易感患者接连感染后,弧菌存续的时间就能延长,其影响的地理范围也会扩大。但对病原体来说,这种传播形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同时有大量人口患病,细菌自身也会覆亡,因为它所有潜在的携带者要么死了,要么产生了免疫反应。但与此同时,若只有少量人口患病,病原体依次感染足够多的旅行者以实现长距离传播的机会就会减少。
即便真有足够多的旅行者供霍乱弧菌传染,它也只能在旧大陆的土地上肆虐。要点燃全球大流行的导火索,霍乱必须能抵达新世界以及19世纪生活在那里的、易受影响的、忙忙碌碌的人们,包括定居者、奴隶和原住民。霍乱必须穿越深海大洋,一定得有某个人或某个东西捎上它。
欧洲人和美国人认为霍乱是落后的东方特有的疾病,断不会出现在文明的西方国家。1831年的一部法语巨著里就提到,霍乱是“域外来者……在亚洲未经耕种的干旱平原发迹和演变”。他们有意称其为“亚洲”霍乱,以区别于当时他们称为“霍乱病”(cholera morbus)的普通腹泻。[79]
例如,法国基本不担心当时的情况,一位法国评论者就自豪地宣称:“除了英格兰,没有哪里不忠实遵循卫生准则。”[80]巴黎有钱人中意空旷的庭院以及灌满香氛沐浴水的大理石浴缸,这样的地方岂是泥泞、长满红树林的苏达班比得上的。[81]云泥之别,巴黎可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世界各地的医学生都来到这座城市新建的医院里,向法国顶级医生学习最新技术和发现。[82]
霍乱还是缓慢但坚定地走到了欧洲的大门口。
【41】1817年秋天,霍乱沿着恒河向上游行进了1 600英里,在一个军营中夺走了5 000人的性命。1824年,霍乱辐射到中国和波斯,那年冬天停留在了俄国。几年后,印度暴发第二波感染潮。1827年,英军入侵旁遮普;1830年,俄军进攻波兰。霍乱如鬼影般随军前进。[83]
1832年3月末,霍乱占领巴黎。在没有现代医学遏制的情况下,霍乱杀死了一半的感染者,并引发一系列恐怖的病症。患者不会出现悲惨的结核性咳嗽,也不存在看似富有情调的疟疾热。区区几个小时,霍乱的脱水效应就会使受害人的脸部和皮肤起皱,双颊凹陷,泪管排空。血液则会变成焦油状,凝结在血管中;缺乏氧气的肌肉剧烈颤抖,有时甚至会撕裂。随着器官逐个衰竭,患者会陷入急性休克,而意识却保持清醒,并持续排出大量液状便。[84]
故事不胫而走:病人吃午饭时还好好的,等上甜点的时候就死了;男人回家发现门上贴了纸条,上面写着妻儿已在医院病逝的消息;火车司机在乘客面前突然倒下。[85]受害者可不只是紧抓胸口、倒在地板上,他们的肠道会不受控制地释放出大量液状便。霍乱的病状极不文明、令人羞耻,是对19世纪大众情感的冒犯。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就写道,这个异域入侵者让开明的欧洲人变回了野蛮人。[86]
埃文斯写道:“想到自己可能在有轨电车上、餐馆里,或是在大街上,突然发生止不住的腹泻,而且是在几十或几百个体面人旁边,这种感觉一定跟想到死亡一样恐怖。”[87]的确如此,可能不止于此。
霍乱引发了各种持续的恐惧,其中之一就是过早下葬。如今我们能通过各种发出哔哔嗡嗡声的仪器来监测我们的重要器官是否衰竭,除了少数吸睛的罕见病例,生死之间的灰色领域其实已经很狭窄了。但在19世纪,这片灰色领域要比现在宽阔得多,传说,有的尸体本来被裹在整齐的裹尸布里,但日后挖掘出来时被发现肢体扭曲、骨头折断,已成白骨的手埋在扯乱的、落满了报纸和杂志碎片的头发里,这些都是死前极力挣扎的证据。
【42】医生们就死亡的确切症状,以及所谓“真死”和“假死”之间的区别争吵了几个世纪。1740年,杰出的法国医生让—雅克·温斯洛认为当时一些普遍存在的死亡测试—扎针和外科切口—缺乏精准性。(可怜的温斯洛还是孩子时就曾两次被错误宣告已死亡而被装入棺材。)有些人认为最靠谱的死亡信号应该是躯体的腐化。但这种方法对死者亲属来说是严峻且充满恶臭味的考验,他们可能被迫等待所爱之人身体腐烂,之后才能哀悼。即便到了这份上,也还是有人坚持认为尸体是活着的,只是昏睡过去而且长了坏疽。
应对死亡或曰“疑似死亡”的躯体的新律法、新发明、新方法开始出现,减少了误判死亡的问题。18世纪90年代,巴黎的各个太平间实施了一套新制度,工作人员必须给尸体戴上专用手套,如果尸体的手指出现比较大的颤抖,就会牵动一根细绳,并推动一个大锤子敲打警报器。安保人员会遵循当地医生的指导在太平间里巡视,聆听是否存在异响。(如今,我们在生者中寻找死亡的迹象;彼时,人们在死者中寻找生命的迹象。)1803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在疑似死亡与葬礼之间应相隔一天,以免有人弄错。1819年,法国医生勒内·雷奈克发明了听诊器,能让医生听到心脏微弱跳动的声音(同时,也防止别有用心的医生为了听心跳声而直接把耳朵压到女性患者的胸脯)。英国皇家人道协会等慈善组织也相继成立,其成立伊始的目的是拯救溺水者的生命,但由此引发了探讨生死之间更细微差别的运动,提高了公众意识。(皇家人道协会的口号是“一息尚存,绝不言弃”,沿用至今。)[88]
霍乱扰乱了生死差别的特征,把巴黎人吓坏了。霍乱很轻易就能让活人看起来像具尸体:病人浑身泛蓝,肌肉凹陷,一动不动。“人们太容易弄错状况,”一位医生在1832年霍乱暴发时期抱怨道,“有次我把一个病人登记成‘已死’,结果其实他在几个小时后才真正去世。”[89]延迟下葬的规定实际上在疫情期间就已被推翻了,死者尸体和那些疑似过世的人一道被堆到摇摇晃晃的四轮马车上,尸体多到偶尔会从车上直接掉到大街上。所有“尸体”都被埋在巨大的墓穴中,一共埋三层。
【43】地方当局宣布禁止在市中心举行公众集会或举办集市。他们给病患的房子做好标记,把活人也圈禁在里面。尽管采取了这些举措,但丧葬队伍还是连绵不断。教堂被漆成黑色。市医院里躺满了无法动弹、处于生死边缘的病人,在霍乱的摧残下,他们的肤色呈现吓人的紫色。一息尚存的病患则以酒代药,麻醉自己。旅法美国记者N.P.威利斯写道:“这真是极其残忍的情形。他们坐起来,从一张床移到另一张床,脸色依旧惨白,嘴唇呈蓝色,还穿着白色的病服,看上去真的就像一具具痛饮狂欢的尸体。”装满死者的马车沿着城市鹅卵石路行进,他们的血和体液就这样不断从车上泄下。
在那个可怕春天的夜晚,巴黎的精英们依旧参加精心打扮的化装舞会,他们否认和蔑视霍乱带来的死伤,将自己装扮成病态死尸的模样,跳起了“霍乱华尔兹”,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即将变成这副模样。威利斯参加了一次这样的所谓霍乱舞会,他写道,有个男人打扮成霍乱本尊,“穿着骷髅盔甲,装着布满血丝的红眼,行走的瘟疫应有的其他可怕行头也一应俱全”。时不时就有且饮且舞的人摘下面具,面露紫色,倒地不起。霍乱杀伤力太大,死者就这样穿着舞会服装直接下葬了。[90](巴黎的霍乱舞会以及威利斯的报道激发了巴尔的摩一位时年30岁的讽刺作家的创作欲望,埃德加·爱伦·坡就此写下《红死魔的面具》,这部短篇小说描述了一场化装舞会,一个戴面具的人物“从头到脚打扮成仿佛从坟里爬出来的模样”,给“在血淋淋的舞会大厅里狂欢的寻欢作乐者”带去了死亡。)
到了4月中旬,霍乱已经杀死了超过7 000名巴黎人。最终的死亡人数至今仍不明确。为了减少恐慌,政府直接停止公布死亡数据。[91]
那些有本事逃离城市的人,将一个崩溃的社会留在了身后。虽有护士、医生和警官们共同管理,霍乱依旧毫无顾虑地肆虐。[92]“霍乱!霍乱!如今这是唯一的话题,”威利斯哀叹道,“路上的行人随身带着香樟袋,并在鼻孔里滴几滴香醋—这是横跨所有阶层的普遍恐慌,有能力走的人都逃走了。”约五万名惊慌的巴黎人逃离城市,成群的避难者挤满了道路、河流甚至海面,他们将霍乱带到了新大陆,传播效率甚至比先于他们抵达的水手、商人和士兵还要高。[93]
【44】他们步行逃出城,坐上马车,再划船往下游去,最后登上远洋船。因为有了新的贸易路线,他们很快就将霍乱传遍了大洋沿岸,甚至深入北美内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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