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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美)

 

内容简介:

 

《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覆盖延长的16世纪,讲述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以及它的一些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创立的历史。在新增的2011年版序言中,沃勒斯坦梳理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写作背景,并对“世界体系”理论迄今遭遇的主要学术批判做了系统的回应。

 

《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是整套书中至关重要的一卷,它反驳了把17世纪“危机”视为欧洲的“重新封建化”的观点,论证了对作为一种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观点和界定的合理性。另外,本卷还提出另一个新的重要论题,即霸权问题。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运转中,霸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机制。霸权机制使现代世界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经济。

 

《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介绍了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上半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分别论述了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第三轮中心国家争霸、南北美洲的独立运动和印度次大陆、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西部非洲这几个被并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地区的边缘化和半边缘化。

 

《现代世界体系》第4卷覆盖从1789年~1914年这段时期,专门用于探讨一种适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的形成,沃勒斯坦认为该地缘文化大体是以他所称的温和的自由主义为中心塑造的、并由它所支配。在本卷书中沃勒斯坦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社会科学理论的概括能力继续得以展现,延续以往叙事的风格,沃勒斯坦对自由主义中间路线是如何在全世界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做了重要的说明。第四卷提出了“全球地缘文化”的概念,深化了对世界体系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诸方面之间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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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45年之后的韦伯学派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么“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我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恰恰相反,是“新斯密主义者(neo-Smithian)”。[4]就这里所言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我指的是某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即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由苏联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乃至由大多数托洛茨基派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在他们的政治发展战略上和他们对20世纪各国所发生的政治事件的解释上,这些政党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别,但他们确实拥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前提。第一个是有关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性质,他们将它界定为本质上是在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商(主要是工业企业家)之间展开的。第二个是有关经济基础相对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而言具有首要性。第三个是有关在因果解释中内部因素(即一个国家内部产生的那些因素)相对外部因素(即在一个国家外部产生的那些因素)而言具有首要性。第四个是有关进步的必然性,即沿着一种由不同的所谓生产方式组成的序列做必然性的演进。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指责是,世界体系分析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违背了所有这些前提。但这种指责,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们分析的合理性。在提及《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时,这些批判者论证,我提出的是他们称之为“循环主义”的论证,而我应该根据在生产领域发生的现象来解释问题。那就是说,当我在讨论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时,我忽视用英格兰内部的阶级斗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赞成将之归因于某种被视为外部的因素,像美洲和西北欧之间贸易流动的特性。
当然,直接的问题是对于什么而言的内部性或外部性?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内部性一直被界定为一个国家政治边界内部的因素。“经济”是国家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阶级也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正是国家能够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或非资本主义的。这场争论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在争论过程中,我提出了一种有关资本主义的替代性观点。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具有世界体系的特征,是一种我称之为“世界经济”的特定类型的世界体系。国家结构是在这种世界体系中存在的。
来自这个阵营对我提出批判的人非常顽固地坚持他们的观点。不过,在这些年中,他们在数量上变得越来越少。这与其说是同我著作的影响有关,不如说是由现代世界体系中不断变化的情势造成的。至迟到20世纪60年代,持有这种观点的政治运动受到构成1968年世界革命的各种力量的深刻挑战。由于一些强大运动的兴起,他们被迫转入防御地位,这些运动在分析社会现实时坚持强调性别、民族、种族和性的重要性。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做出的反击和一个被称为全球化的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他们同样被迫处于防御地位。作为结果,在今天仍然信奉正统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所持传统分析方法的人,相对已经很少。
还有来自被我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最后一道防线的思想立场的批判。这些批判者来自被称为“多种生产方式互相联系”的思想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曾非常有影响。[5]在我看来,这个学派所做的是承认下述论点,即人们不可能仅仅在一个单一国家的限度内来分析社会现实。他们看到了在世界体系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尽管他们避免使用那种说法。从本质上看,他们所做的修正是提出,尽管一个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的,而另一个国家仍然是封建制的,但它们却以特定的和重要的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他们指出,两种生产方式是彼此“相互联系”的,因此每种生产方式都以某种方式受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影响。
我认为,这种折中方法既不令人信服,也没有给人们理解社会现实的能力增添任何重要的东西。但不管怎样,在流行了十年左右之后,这个学派已经销声匿迹。我想不出在今天还有谁在继续利用这种框架进行分析。
另一个对世界体系分析持非常敌视态度——几乎完全敌视——的学派是由传统的、研究普遍性规律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对他们而言,当他们确实愿意关注它时,往好里说是新闻写作,往坏里说是意识形态论述。总之,他们轻蔑地否定了世界体系分析。他们甚至不屑对它做出讨论,除了当他们被邀请担任科研基金项目申请的匿名评委的时候。
他们蓄意的忽略掩盖了一种忧虑。这个学派将世界体系分析视为是危险的,正像他们将正统马克思主义视为是危险的一样,尽管那是出于非常不同的理由。他们确实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岌岌可危的情势。斯蒂芬·门内尔(Stephen Mennell)最近正确地指出,我的书
实际上是从历史方面反驳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揭示的、永恒存在的“比较优势规律”的一次重大努力。它表明,最初在各种社会和经济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不平等程度是多么的小,但随着时间的变化,不平等程度被不断加剧,以致产生在今天被委婉地称为“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巨大差别。[6]
由于李嘉图所揭示的规律实际已经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前提,所以我的论点受到这个阵营如此负面地对待,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不过,由于世界体系分析在知识圈中获得的影响力,这个研究普遍性规律阵营中的一些人确实开始提出一些分析,意在从经验上反驳由我们提出的、被他们视为异端的假说。这些批判者特别渴望揭示,世界体系分析并未能解释在当代世界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发达”,也未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所谓的欠发达国家比其他欠发达国家更能改善其境遇。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来自这个阵营的反对同样顽固,而且影响也许会更为持久。
还有第三种主要的批判。它来自我视为新欣策主义(neo-Hintzian)的学派。奥托·欣策(Otto Hintze)是一位德国的政治史学家,他被认为在其著述中证明了政治领域相对于经济领域而言具有自主性。我遭到了两种主要的批判,[7]他们都特别援引欣策的观点作为论据。他们都指出,我错误地将政治和经济两个分析领域合并为一个单一的领域,实际赋予了经济领域以首要性。
当然,事实上我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变量是存在于一个单一领域中的。我拒绝接受下述论点,即政治领域具有自主性,或它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甚至对立于——那些支配经济领域的法则支配的。我在书中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政治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仅仅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种制度。尽管我试图在随后的几卷,尤其是第二卷,详细地说明这种将两个领域分割开来的错误,但这种批判已经表明它继续存在下去的能量。在今天仍有许多人将世界体系分析视为太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在他们的意识中,这样说通常就是指它太过于“倾向马克思主义”。
总之,新欣策主义者对奥托·欣策的忠诚并不比新韦伯主义者对马克斯·韦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卡尔·马克思,或斯密主义者对亚当·斯密的忠诚程度更高。就奥托·欣策而言,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发表于1929年)中,他对他的观点做了这样的总结:
总而言之,战争年代和随后的十年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证明它可以完全脱离国家和政治。相反,它们证明,国家事务和资本主义事务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仅仅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或部分。[8]
当然,这正是我在努力表述的观点。
最后有来自“文化”阵营的批判,它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在分析文化阵营的兴起时,需要记住两件事。第一是传统自由主义对现代性的理论分析将现代生活分解为三个领域: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这反映在研究现代世界的三门独立社会科学学科的形成上:关注于市场的经济学;关注于国家的政治学;关注于所有其他方面(有时被称为市民社会)的社会学。
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偏好必然导致就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因果首要性问题展开争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普遍性规律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将因果首要性赋予经济领域。新欣策主义者含蓄地将它赋予政治领域。可以预期,也会有人将因果首要性赋予文化领域。
需要记住的第二件事是1968年世界革命对理论争论的影响。对许多人而言,1968年所发生的是赋予经济因素以首要性阵营的最终失败(由此在思想上被否定)。在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对1945年以后世界的适用性所做的强有力批判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较早提到“意识形态的终结”。[9]1968年以后,一个新的学派开始着手从一种不同的角度批驳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要求做概念上的“解构”,宣称“宏大叙事”(grands récits)或“总体叙事”的终结(和无益性)。[10]他们大体是在说主张经济因素具有决定作用的阵营,尤其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忽略了话语在社会现实演进中的中心作用。
此时还有另外一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判。他们非常正确地指责后者忽略那些同性别、民族、种族和性相关的因素,而赋予阶级斗争和“革命”以首要性,其中革命的历史主体是“无产阶级”。
我由于没有加入这个阵营而受到指责。[11]当这个学派谴责宏大叙事时,他们往往把世界体系分析纳入到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学派的现代化理论同样的范畴之中,尽管事实上世界体系分析已经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宏大叙事做出过几乎相同的批判。我们拒绝倒洗澡水时连婴儿一起泼掉。
这种文化主义批判的命运是同整个“文化研究”运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阵营在逻辑一致性上存在着致命缺陷。一部分人主要关注于坚持文化的首要性地位,确实也是在维护知识分子特有的利益。但另一部分人却对“被遗忘的群体”感兴趣,即那些在以前的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群体。随着后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实际上也对宏大叙事感兴趣,只不过是一种不同于1968年之前时期所运用的宏大叙事,这个联盟走向解体。这个群体开始关注一种新的由三个问题共同组成的对象:性别、种族和阶级;或阶级、性别和种族;或种族、性别和阶级。一旦这种新的三合一研究在大学中被普遍推广,一些主要对“被遗忘的群体”感兴趣的人就会停止对世界体系分析的指责,并开始寻求能够同后者达成一致的方法,或对它做出修正以使它能够更多地考虑到他们优先关注的对象。[12]
自1974年以来的这个时期,这些主要的批判都已经提出。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批判提出者中的许多人已经销声匿迹,尽管还有一些人仍在重复着相同的批判。但这些主要的批判已经众所周知,已经变成有关世界体系分析讨论的背景知识,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仅仅是当代世界社会科学中的一种竞争性范式。而目前正是那些次要的批判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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