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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重新認識焦慮
格式:EPUB/MOBI/AZW3
內容簡介:
焦慮是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感受之一,總有些事情讓我們擔憂、煩惱或者恐懼。有時,即使我們明明從理性上知道自己的擔憂毫無根據,也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焦慮行為。
那麽,焦慮到底從何而來?是否有更好的心理療法來幫助人們緩解焦慮呢?
傳統的觀點認為,恐懼和焦慮是進化而來的本能反應,威脅引發的行為出現就意味著恐懼和焦慮的體驗出現。基於30多年來對情緒大腦的科學研究,著名神經科學家約瑟夫·勒杜在本書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全新的探索。他認為,覺察威脅性刺激並產生條件反射行為是一種無意識的防禦機制,即生存回路,人們有意識地體驗到恐懼和焦慮感受則是另一種機制,需要大腦更高層次的認知加工。
勒杜主張,只有將這兩個過程區分開,才能真正理解情緒運作的原理。同時,這一發現也將為針對焦慮和恐懼障礙的心理療法以及藥物研發帶來全新的啟示,即只有改變錯誤的認知信念,同時破壞無意識的威脅反應回路,才能使治療效果更持久。
作者簡介:
約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
世界知名腦科學家,紐約大學神經科學中心亨利·摩西和露西·摩西科學教授,他領導著紐約大學的情緒大腦研究所和內森·克萊恩精神病學研究所,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因在記憶和情緒的腦機制研究方面的傑出貢獻和成就,勒杜曾獲得多項榮譽,包括美國心理科學協會威廉·詹姆斯獎、美國哲學學會卡爾·斯賓塞·拉什利獎、費森國際認知科學獎、美國心理學會傑出科學貢獻獎、美國心理學會唐納德·O.赫布獎等。
在研究之外,勒杜也著有多部兼具公眾教育意義和學術價值的圖書,包括《情緒大腦》(The Emotional Brain)、《突觸自我》(Synaptic Self)和《重新認識焦慮》(Anxious),其中《重新認識焦慮》一書獲得2016年美國心理學會威廉·詹姆斯圖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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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摘錄:
畏懼承受痛苦之人,已在承受他所畏懼的。
——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
當我恐懼它的時候,它已經來了,但已不那麽令人恐懼……
知死之必至,比知道死亡就在身邊更難。
——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2]
焦慮是生活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總有些事讓我們擔憂、恐懼、煩惱或為之感到壓力,但我們的焦慮程度並不相同。有些人就像“杞人憂天”一樣會擔憂一切,但也有人“穩如泰山”,面對所有事情都能鎮定自若。
我母親就是一個很容易擔憂的人。盡管她並沒有非常焦慮,但她總是心事重重並且煩躁不安,有時還會抱怨晚上睡不著。不過,她這樣是有理由的——我父親是一個無憂無慮,或者可以說或多或少有些不負責的人,他屬於那種能忘懷白天的一切、沾枕即睡的人。如果我母親不操心,他們的生意——一家夫妻店——肯定不會生意興隆。母親張羅操辦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在工作中還是在家裏。她很慈愛、和藹,有時會因想把每天所有的事情都完美解決而備感壓力。我自己的性格大概是處於父母之間的。當我感覺日常瑣事帶來的壓力將我推向焦慮與擔憂時,我就會將我的性格向我父親那頭調整一點以求得平衡。但這只是一個暫時的措施,因為我會極快地回到自己本來的焦慮程度。
這不足為奇。一個人在正常情況下的焦慮程度是一種相當穩定的人格特質,[3]也是氣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4]隨著時間的推移,讓我們為之焦慮的事件也總在變化,但我們總能回歸平靜,就好像人類天生就有一種能保護自身不受焦慮傷害的機制。
是什麽使我們擁有自己獨特的焦慮水平?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是因為我們每個人對這個世界的體驗和反應不同。焦慮是非常主觀的:一件對某個人來講十分值得緊張的事情,對另一個人來說可能根本不值一提。想要不那麽焦慮並不簡單。那些具有焦慮特質的人會比不那麽焦慮的人把更多的事情看作有壓力的;對更容易焦慮的人來說,他們經歷的事情很少會被他們歸為“小事一樁”。
用“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同的”來解釋這一現象是對問題的回避——究竟是什麽使得我們在心理上各異?這一問題的答案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大腦。正如我在《突觸自我》[5]這本書裏解釋過的,雖然人類的大腦在總體的結構和功能上來講是相似的,但在更精細的微觀連接上,它們是不同的,正是這些不同使得我們成為獨特的人。這些差異同時源於父母給我們的獨特的基因組合以及我們在生活中所經歷過的一切。先天因素和後天因素是塑造我們的一對搭檔,而這種合作關系就體現在我們每個人的大腦裏。
焦慮:古老卻嶄新[6]
英文單詞“anxiety”(焦慮)及其在歐洲各語言中的同義詞(比如法語中的“angoisse”、意大利語中的“angoscia”、西班牙語中的“angustia”、德語中的“Angst”以及丹麥語中的“angst”)都來自拉丁語中的“anxietas”,而這個詞又來源於古希臘語中的“angh”。[7]雖然“angh”有時候被希臘人用作“負擔沈重的”或者“令人苦惱的”的意思(如“anguished”),但它最初是被用在關於軀體的感受方面的,如“悶”“狹窄感”或者“不舒服”。就比如,“angina”(心絞痛)這個詞——一種由心臟疾病引起的胸口疼痛的身體狀況——就源於“angh”。[8]
自古以來的文學、宗教著作以及藝術作品表明,人們對我們今日稱之為焦慮的精神狀態其實早有認識,即使那時候人們並沒有為其貼上“angh”或者類似的典型標簽。[9]例如,著名的希臘雕像《拉奧孔和他的兒子們》(見圖1-1),拉奧孔和他的兒子們由於試圖暴露特洛伊木馬的計劃而遭眾神懲罰被群蛇纏繞噬咬,在他們的臉上就出現了焦慮(痛苦、擔心和/或懼怕)。[10]希臘戰神阿瑞斯有兩個兒子,福波斯(恐懼之神)和得摩斯(懼怕之神)。他們陪阿瑞斯投入戰鬥,四處傳播與他們名字相同的情緒。[11]在《新約全書》中,讀者被告知“你無法通過擔憂延長你的生命”。作為哲學家和神學家的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13世紀時註解道:“當一個人懼怕因他的罪而要面對的懲罰,並且不再愛著他已失去的與上帝的友誼時,他的恐懼源自傲慢,而非謙遜。”[12]確實,在基督徒的世界裏,焦慮總是與罪和救贖有關。[13]比如,在19世紀時,索倫·克爾凱郭爾(Søren Kierkegaard),一個當時還鮮為人知的丹麥神學家和哲學家,以為焦慮是人類存在的關鍵,是一種我們對於自由選擇的懼怕感。克爾凱郭爾說,焦慮開始於亞當在夏娃的蘋果和上帝之間掙紮之時,並被保持下來成為人類每一個決定中都存在的因素。[14]
盡管“焦慮”一詞經歷了這樣一段漫長的歷史,但最開始“焦慮”並沒有被人們看作一種麻煩的、令人擔憂的心理狀態或者精神病的來源之一。直到20世紀早期,這一狀況才發生改變。這一轉變開始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將焦慮作為他關於精神病的精神分析理論的中心。[15]早期的精神病理學家,如埃米爾·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16]對焦慮也有一些觀點,但最後是弗洛伊德將病理性焦慮的概念詳盡地介紹給了大眾。[17]
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焦慮是大部分(如果不能說全部)精神疾病的根源,[18]並且也是理解人類心理最核心的部分:“毫無疑問,焦慮是……一個謎語,它的謎底必將為我們人類精神的存在帶來一束光芒。”[19]他把焦慮看作一種自然的、有用的狀態,但這也是困擾人們日常生活的精神問題的一個共同特征。從那以後,焦慮便被看作以擔心、懼怕、痛苦和憂慮為特征的心理狀態。
弗洛伊德認為,焦慮是一種“被感覺到的事物”,也是一種特殊的“不愉快的特征”。[20]跟希臘人一樣,弗洛伊德特別強調要把“angst”(焦慮)和“furcht”(恐懼)區分開。他說焦慮只與焦慮狀態本身有關,與引發焦慮的客體無關;恐懼則將人的註意力準確地引向客體。[21]更確切地說,弗洛伊德強調,焦慮描述了一種對危險的預期或為此危險進行的準備,同時因此而恐懼的狀態,即使這種傷害的實際來源可能是未知的;然而,恐懼有一個確切的、讓人們懼怕的客體。[22]弗洛伊德也對原始焦慮和信號焦慮進行了區分:原始焦慮有直接的目標(本質上是恐懼),而信號焦慮是沒有目標的,並且信號焦慮包含因未來可能發生的傷害而感受到的更為泛化或更加不確定的感覺(本質上是焦慮)。
在弗洛伊德的觀點中,那些沒有被意識到的充滿壓力的想法和記憶(多數與童年有關),常使人感到沖動,進而催生了焦慮。通過壓抑這一防禦機制,這些沖動被隱藏在潛意識中。當壓抑失敗的時候,這些麻煩的沖動就會進入意識當中,從而引發神經質焦慮。於是沖動就需要被再次壓抑,或者通過神經質的“表演”來“滿足”這種需求,進而疏解焦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目的,就是將焦慮性神經癥,或者說焦慮性神經癥的緣由帶到意識層面當中,並消除它那秘密的、破壞性的力量。
存在主義哲學家,如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23]和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24],為精神生活,尤其是焦慮,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應以意識為中心。[25]例如,薩特不同意弗洛伊德強調心理的病理性以及潛意識的觀點。他有一句著名的言論,“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存在先於本質),意思是我們通過自己所做的有意識的決定創造了我們自己。
存在主義者將焦慮看作人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種病態。在這一觀點上,他們主要受克爾凱郭爾的著作影響。在1844年(弗洛伊德出生前)出版的《焦慮的概念》中,克爾凱郭爾對恐懼(有明確的目標,類似於弗洛伊德的“furcht”,或者說原始焦慮)以及焦慮(一種未聚焦的、沒有目標的、面向未來的恐懼,類似於弗洛伊德的“angst”和信號焦慮,但是對病理學的強調要弱得多,同時更關註意識)進行了區分。[26]由於焦慮並未聚焦於特定的目標,因此克爾凱郭爾認為:焦慮(懼怕)是由“虛無”引起的,這是一種絕望,它源自我們認識到自己的存在並非基於這個世界,而是由我們的選擇所定義的。我們通過做選擇來防止重回虛無。[27]克爾凱郭爾是在存在主義者接受了他的觀點之後才出名的,弗洛伊德在發展精神分析理論時顯然還不知道他的著作。[28]
克爾凱郭爾認為,對於成功的生活來說,體驗焦慮是必需的,因為沒有焦慮人們就不會前進。正如他所說,“被焦慮教育的人也正面臨著機會”,[29]那些適應能力強的人會迎著焦慮前行。[30]他強調的焦慮對成功的重要性最終也被實驗證明,即認知與完成生活中各種任務時的焦慮存在著倒U形的關系:不夠焦慮,人就沒有動力,但過於焦慮,也會導致不好的結果。[31]正如焦慮研究的領軍人物戴維·巴洛(David Barlow)所指出的,沒有焦慮,“運動員、藝人、高管、手工業者、學生,這些人的表現都會變差,創造力會減弱,甚至農作物也得不到種植。在樹蔭下消磨我們的生命將使我們實現那曾在快節奏的社會中長久追尋的田園牧歌般的生活狀態,而這對人類來說簡直與核戰爭一樣致命”。[32]
弗洛伊德和存在主義者陣營都給出了治療焦慮的方法,但他們有不同的目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力圖使人們擺脫過去的經歷所帶來的存在於潛意識中的精神沖突,他把心理醫生看作通過一層層的挖掘來展現過去的考古學家。存在主義的療法把焦慮和其他內部沖突的來源看作人類生活的一種狀態,而這種狀態最好通過讓我們在前行時有選擇自己行為的自由來應對。現今主流的精神病學是生物導向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更符合弗洛伊德的觀點——焦慮可以變成一種病態的狀態,需要用治療手段來治愈我們混亂的大腦。今天,當代生物精神病學在認識到弗洛伊德重大貢獻的同時,[33]也確實脫離了他的精神分析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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